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融入终身学习体系是高等教育的未来

王传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变化呈现如下趋势。

一是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但2021年以来开始进入负增长。1978年年末总人口为96259万人，2021年年末增长至141260万人，之后进入负增长，2022年下降至141175万人。

二是人口出生率整体先短暂上升而后长期下降，逐渐出现“少子化”现象。1978年人口出生率为18.25‰，1982年上升至22.28‰，1983—1987年经历短暂的U型趋势后，随即出生率呈整体下降趋势。至2021年，人口出生率仅有7.52‰。人口政策对出生率产生重要影响，但仍然无法改变人口下降的长期趋势。

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98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9%，到2021年上升至14.2%，增幅达到190%，且期间整体呈上升趋势。反观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33.6%下降至2021年的17.5%，下降幅度为48%。我国人口结构逐渐从人口红利充足的“金字塔型”向中老年占比较高的“纺锤型”转变。

王传毅：生育政策通过影响生育率对出生人口造成影响。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数为956万人，较2021年下降11.1%。2016—2021年全国出生人数持续下降，从每年出生1786万人降至每年出生1062万人，年均降幅约8.1%，低于“三孩”政策颁布后首年的出生人口降幅。“三孩”政策似乎在两年周期内并未产生积极效果。

不过，这个论断也值得商榷。一是仅从出生人口判定“三孩”政策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以两年为周期判断“三孩”政策效果为时尚早。生育率受到人口政策、经济、社会、文化及重大公共卫生或突发事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生育活力，仍有待时间来检验。

王传毅：人口负增长将依次减少各级教育的学龄人口，对教育规模产生消极影响。根据课题组预测，2021—2035年，我国学前教育规模将持续下降；义务教育规模先基本稳定而后缓慢下降；高中教育在2021—2026年，规模保持基本稳定，2026年之后变化趋势呈扁平状的倒U型曲线；高等教育在学规模逐年稳步上涨。根据相关研究，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在2032年后开始降低，2035年后，尽管高等教育能通过调控毛入学率保持规模增长，但限于调控限度，其规模将从2035年后开始下降。　

王传毅：课题组综合考虑人口变化趋势和“三孩”政策效应，采用补偿性生育分布函数及人口转移矩阵的预测方法，测算出当前至2035年各级教育规模变化。

就高中教育而言，其规模将基本保持稳定。2025年，高中教育规模为4816万人，2029年达峰至5247万人，2035年降至3920万人，毛入学率为97%。假设“普职比”为6:4，则2025年中职在校生有1926万人，普高在校生有2890万人；2035年，中职在校生有1571万人，普高在校生有2356万人。

高等教育规模将持续扩张。参照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水平，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0%，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达5391万人，其中，研究生教育规模490万人；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5%，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达6681万人，其中，研究生教育规模607万人。

王传毅：大学撤并肯定会出现，但是否出现“撤并潮”，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一方面，按照现有的人口趋势，高等教育规模会整体缩减，确实会有一批大学由于生源不足而关停并转，但由于“三孩”政策作用尚未显现，且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未来人口政策及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可能还会相继出现，对生源规模的变化趋势还需持续关注；另一方面，未来大学要适应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生源的范围也将扩展，职后教育、继续教育的生源会缓解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生源下降问题，大学将对现有的定位、功能、结构以及学科设置等进行调整，拆并是其中一种手段，由此可能会形成新的大学形态，例如美国的凤凰城大学等。

王传毅：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教育质量的提高与生师比密切相关。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生均高等教育资源水平提高和保障具有必要性，这将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需求的扩大。例如，2016—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从17.07:1增长至18.37:1，累计增幅为7.6%，年度增幅依次为2.6%、0.2%、2.2%、2.3%。根据2016—2020年高校生师比均值和课题组对高等教育规模预测值进行测算，统筹考虑教师退休情况和教师供给增量，到2035年高校专任教师仍有29万—88万的缺口。OECD数据库显示，发达国家高校生师比平均水平为11:1，若以此为提升目标，2035年高校专任教师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尽管2035年后高等教育规模将下降，但这也将成为提高高校生师比、促进教育质量的契机。

王传毅：诚然，高等教育扩招带来了结构与质量的问题，但需要认识到，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改变。根据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将经历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在高等教育机会、入学条件，教育目的观、课程、教学方法和高等教育机构规模、学生选拔、大学管理者等方面具有显著不同。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为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公平的终身学习型社会，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是趋势，而非回到精英化阶段。

王传毅：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均出现过人口下降问题，这些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视点之一，是促进高等教育体制向终身学习体系演变。

就美国而言，受20世纪60年代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响，1980年开始，美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逐渐下降。对此，美国高等教育主要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突破传统壁垒，把生源范围拓展到全社会成员。比如尽力扩大招生对象和范围，鼓励人们进入高校学习；制订各种校外、夜间或周末的方便教育计划，改善学校的交通条件等。

二是适应社会和个人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美国高等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一场“职业教育运动”，大量学生从基础性的文理教育计划转入职业性、专业预科性和专业性的教育计划。如今，专门化的职业技术院校与“学术性”院校中带有职业倾向性的教育计划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三是适应学生消费者市场的变化，增强学生的选择性。比如在学生规划自己修习课程方面，大多数学校给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同时积极实施教育与工作相结合的课程计划。另外，在向本科生提供灵活的教育计划的同时，许多高校特别注重通过提供校外或业余时间的学习来吸引大批超龄学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高校的生源。

由于许多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1980年传统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时，并没有引发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机，不仅保证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而且使美国的高等教育顺利地融入了终身学习体系。

王传毅：我国高等教育需进一步优化规模结构，持续推进普及化，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是保障充足的师资队伍。按照近5年年均增长4万名专任教师、3万名研究生导师的趋势，到2035年，研究生导师的供应能力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但专任教师的供应还需加强。按照降低生师比、增加生均教育资源供给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需求，师资队伍还有一定的增量空间。

二是积极改善硬件条件，着力扩建图书馆和宿舍。目前大学图书馆和宿舍的面积分别存在184%和169%的缺口。解决图书馆问题，一方面可通过数字化建设从存量中找空间；另一方面，应进一步逐校核定图书馆面积达标情况，按“一校一案”扩建。宿舍不足要引起充分重视，教育行政部门应将生均宿舍面积达标情况作为招生指标分配的约束性条件，对没有能力提供宿舍条件的高校，要控制其招生名额。

三是打造“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后备军，逐步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仅要依靠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也要依靠那些在各行业领域和区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校。此类高校大约有近百所。要对此类高校加大政策支持，支撑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四是进一步优化类型结构，加快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稳步扩大应用型本科、职教本科的规模，畅通中职教育向上流动的通道，并建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桥梁，允许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开展课程和学分互认。同时，精准把握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硕士教育定位的变化，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作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五是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构建优化学科调整的部际协调机制，充分考虑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科技前沿等现实需求，优化科类结构，提高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六是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优化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丰富高等教育的优质课程资源，持续推动慕课建设。建立产学研用的大数据平台。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辜刘建、硕士生俞寅威为访谈提供基础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