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所谓“工作”意味着有偿雇佣，工作本身的价值重要性被薪酬、地位等物质利益所遮蔽。基于市场逻辑的分配正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导致“赢家通吃”，因工作岗位不同而导致的财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发展证明给予所有人工作，抑或让所有人都去工作并非治愈贫穷和社会不平等的良方，而是会滋生出大量的无意义工作（大卫·格雷伯, 2019, p.33）；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工作世界变革的大趋势是时间缩短、岗位缩减，全民充分就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工作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而公众对它的发生方式和原因知之甚少。‘零工经济’‘全球化’‘人工智能’都是正在发生着的却尚未被人们理解的巨大变化，更不要说为个人或在社会层面进行适当的准备了。大学需要做更多的事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世界正在发生何种根本性变化。”（埃德·伯恩 & 查尔斯·克拉克, 2022, p.79）。基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工作的意义和大学的使命，重新理解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重新定义工作伦理，并尝试中断教育成就与工作类型、就业与收入、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线性关系。基于旧的社会契约，大多数人对于通过接受更高、更多的教育找到更好的工作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至关重要。但信心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较高的教育成就通常与较高的收入相关，但前者不一定是后者的原因。大学教育曾经是财富的强大驱动器，但有一些证据表明，今天它不再是了。”（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125）为实现从贫富差距扩大的“富裕社会”向“共同富裕社会”的转型，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为了教育的社会契约。基于新的教育社会契约，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以就业为目的，转变为由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以“成人”为目的。“未来大多数人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获得更多的教育，促使他们在更长久的职业生涯中积极发展。这种教育供应体会更加多样化——大学、继续教育机构和职业机构、网络学习平台、商业培训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各种组合，并且最好与雇主紧密关联。”（米努什·沙菲克, 2022, p.72）为了把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从以收入和地位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一种新的社会契约需要以工艺伦理（ethic of workmanship）取代在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齐格蒙特·鲍曼, 2021, pp.162-165.）。
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标志着由理念统治向利益统治的转型。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保守、缺少变化的社会，传统智慧根深蒂固，旧观念会被经典化用以指导人的行为。相比之下，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性加速的社会，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变化往往日新月异。在变化剧烈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智慧逐渐失去解释力和统治力，利益取代规范成为理性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指南。19世纪后半叶以来，受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影响，现代社会逐渐成为基于竞争性精英主义的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制度环境，强化了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性社会通过将生产率与收入挂钩实现了对于人的行为控制。“能干的企业家和工人自然就要受到奖赏，而其他人则自然由于他们的无能或懒惰受到惩罚。不受干预地享受收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机制导致的努力和创新将带来更多的生产和随即对所有人带来的奖赏。”（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2009a, pp.65-66）经过19世纪的大转型，市场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运行机制，市场化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法则。事实证明，“除非社会以某种方式屈从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一个制度模式就不可能运转。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中”（卡尔·波兰尼, 2010, p.62）。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市场逻辑的大肆扩张，经济之外的社会领域也日益市场化。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诞生，基于市场的价值创造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甚至是唯一的价值观。换言之，“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迈克尔·桑德尔, 2012, p. XVIII）。由于市场机制在收入和分配领域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个人还是组织所取得的成就都需要或直接或间接地以市场价值来衡量。以市场价值为标准，工作世界中那些非市场领域的分配正义和承认正义受到损害。“过度强调效率让我们高估某些工作的价值，与此同时低估另一些工作的价值。有些商品和服务我们其实并不需要，但效率癖将它们大量生产出来，刺激我们的欲望；而另一些商品和服务确实是我们极度需要的，效率癖却阻碍了它们的充分生产。”（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 前言·Ⅵ）更为关键的是，贡献正义被忽视或无视，很多个人和组织在非市场领域的价值和贡献无法得到应得的承认。基于市场的价值分配体系使得工作世界中那些原本不靠市场机制驱动的价值领域，在市场化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应有的重要性。
随着19世纪以来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和政治大转型的完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社会以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为托词，从经济学的视角极大地增强了“适者生存”“能者多得”“优胜劣汰”规则的合理性，强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法性，弱化了政府和公众对于社会不平等，尤其是财富不均现象的关注。结果就是，“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那就是总体绩效。如今，国家不再是对抗这个肿瘤的保障，它甚至还促成了这个肿瘤的扩散”（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 2018, p.107）。一百多年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指出，尽管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组织来作为其发展的铺垫，但是它的发展依靠的是吞并那些独立便可确保自身存在的机制。非资本主义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资本在这些组织的废墟上生根发芽，尽管这一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对于资本积累至关重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彻底吞噬这一媒介为代价的。资本主义这一本质上的矛盾，长期来看必将导致它的灭亡——资本主义就像是自食其尾的蛇”（齐格蒙特·鲍曼, 2021, p.34）。事实也证明，现代社会中市场机制的蔓延导致了社会的市场化和市场社会的诞生。社会的市场化为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然而，随着市场机制对其他社会诸领域和子系统的侵蚀，基于市场逻辑的竞争性社会愈来愈不可持续，高度推崇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愈来愈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威胁。
表面上看，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决定了社会的样态，但实质上是社会的秩序与规范规训了个人的选择。所谓的自由选择并非真正的自由。现代社会从“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既非完全是政府的顶层设计，也非个体随机选择所导致，而是遵循着现代性的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同时，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也不只是体现在经济或企业领域，而是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无论在工作世界的哪个领域，当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不再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要素，当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不是增加变成了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在生产者-消费者的维度上，个体就将从“作为生产者的消费者”转变为“作为消费者的生产者”。“我们不再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表达了我们的自我，反之，我们的自我改由所消费的东西表达。”（大卫·格雷伯, 2019, p.330）此时，工作伦理对于生产者的规训就转变为以美学的名义对于消费者进行“诱惑”，并强制或半强制地迫使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消费而不断地进行横向竞争和自我优化。最终，基于作为消费者的生产者的横向竞争和自我优化，资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和生产力水平，而更多的个体在市场社会中则愈来愈无助。
历史上，在生产者社会里为了鼓励充分就业，政府会参与创造就业岗位，并会以福利为名为失业者提供相应救济。但随着消费取代生产在经济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以及福利国家理念和制度的逐渐式微，工作伦理的道德崇高性和政治正确性被消费美学的新观念所替代。此时，除了那些拥有超高技能的精英阶层可以通过超长时间的辛苦工作使自身的人力资本实现收益最大化之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工作不再必然意味着正义，勤劳也不再必然意味着美德。相反，消费即正义。不工作或少工作而能有高收入并高消费成为所有人关于美好生活图景想象的中心。在消费者为主导的社会里，工作的价值不再以个人的社会贡献来衡量，而是以可以满足消费的市场回报或个人收入来评价。“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齐格蒙特·鲍曼, 2021, p.42）由于生产活动相对于消费活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居于次要地位，人作为生产者的地位或工作本身的重要性也正在降低，作为消费的物质保障，收入或财富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受工业化逻辑的影响，当下社会技术和制度设计仍然以效率为主导。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假定仍然是“工作人”或“劳动者”，而衡量工作或劳动价值的标准仍是以金钱量化的薪酬。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进步和人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时代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物质文明快速进步。不过，数字经济的大发展虽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但也使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财富，而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而言，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使更多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给更多人创造了价值相对较高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所有人也不得不面对并接受信息技术带来的摩擦性和结构性技术失业以及财富旋风。“有充分的理由推测，数字生活世界会在经济上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当数字系统开始更多地涉足此前只能由人类执行的任务时，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技术失业’。”（杰米·萨斯坎德, 2022, p. 导论·）事实也证明，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从技术的进步中分得一杯羹时，其实不过是在努力地为技术从每一个劳动者身上赚取更大的利润提供方便，最终那些拥有数字技术或数字技术公司所有权的精英阶层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而很多普通人则会陷入无事可做的困境。伴随教育的发达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整体的富裕并未使现代社会更加公平、个人更加幸福。与之相反，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不断增加，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换言之，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技术创新的滞后，当前科技进步在人群之中形成了“技术鸿沟”和“收入鸿沟”，使得社会不平等逐渐加大。作为进步的代价，“我们的时代咒语‘告别平庸’当中暗含着某种威胁：中间层不复存在——你不在顶层，就是底层，或即将堕入底层。然而，显而易见不是所有人都能比别人更好。在大多数事情上人们总是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倒U形正态分布。所以，如果说平庸者玩儿完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就玩儿完了”（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 前言·Ⅳ）。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造成不同阶层的分裂和对立，破坏社会团结。为缩小工作世界中的收入差距、降低社会的不平等，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重新定义我们在社会中对彼此可以抱有何种期望（米努什·沙菲克, 2022, p.26），重新思考并建构那些支配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关系的规范和准则。
总之，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富裕社会主要得益于市场机制的广泛应用，但市场经济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铸就了市场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为富裕社会奠定了动力机制的基础，但市场个人主义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设下了观念障碍。基于市场个人主义的分配机制天然地倾向扩大个人的收入差距，并以此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历史上，个人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对抗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家庭出身的束缚，但随着现代性的普及，个人成了一切事物的中心。在个人主义的攻击下，封建等级制度和身份制坍塌了，但现代社会并没有能够实现有机团结，反倒因市场个人主义的盛行而陷于原子化和竞技化。在工作世界中社会成员之间基于优绩主义的对抗性竞争取代了共同体式的互助。“它们倾向于将满足感集中在个人身上，使得他或她的周遭人士成为纯工具性的；换句话讲，它们扑向社会原子论的怀抱。”（查尔斯·泰勒, 2020, p.92）最终，在市场个人主义和优绩主义的主导下，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自我选择和自我优化成了可以决定一切问题的答案，无论贫穷者还是富有者都倾向于被看成是个人基于能力和努力的应得，弱化了命运共同体意识，忽略了对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应有关注。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加速的时代，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由于价值观的变迁跟不上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加速造成了价值秩序的失范。结果就是，我们时代的人在事实上已进入新的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却仍然是旧的。“随着人工智能（AI）、自动化和结构转型重塑全球就业格局，创造以人为本的体面工作将成为更加艰巨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p.3）面对社会和技术变迁的加速，对于新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新社会的适应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强制，而不是自愿选择。由于在短时间内难以调和，当旧的价值观遇到新的社会和技术形态，潜在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新的社会里，当很多人仍以旧的价值观来行事时，这不但会对个人的发展带来困扰，也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阻碍。加速这个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就面临这种困扰。当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缩减中产阶级工作机会时，“知识改变命运”“高学历等于高收入”等仍被作为世俗的信条；当高等教育在事实上已经趋于高度普及化甚至是“义务化”时，大多数人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精英时期。但事实上，随着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无论从业者技能如何，他们都有可能因突破性技术进步而失去在正式经济活动中的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p.46）。究其结果，当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精英认知遭遇技术进步、优绩主义和普及化的多重冲击时，就导致了焦虑、内卷与躺平的交替发生。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强化了市场个人主义，以自我决定为借口强化了个人选择的重要，并以个人选择为由要求每个人对于自己在工作世界的成功和失败负责。市场个人主义以机会公平和能力至上为说辞，过度强调优胜劣汰之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豁免了政府的公共责任和救济义务。“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渠道，传来的都是无比清晰的声音：除了攫取更多，没有其他标准，除了‘打好自己的牌’，没有其他规则。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一手好牌。如果获胜是游戏的唯一目标，那些手气不好的人就会尝试所有其他可以掌握的资源。他们会利用所有自己拥有的资源，无论所谓的合法还是非法。他们原本也可能选择完全退出游戏。然而，在市场的诱导下，退出已经变得无法想象。”（齐格蒙特·鲍曼, 2021, p.110）吊诡的是，隐藏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背后的优绩主义原本只是对极少数精英有利，而今却如此广泛地被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究其根本，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熏陶，人们只看到了优绩主义关于成功者享有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而忽略了失败者永远是大多数这一残酷事实。更为关键的是，经过新自由主义的洗脑，个体需要政府援助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标志（齐格蒙特·鲍曼, 2021, p.77），似乎所有成功都只能基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否则就配不上应得。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甚至认为，“成功的创业者和不成功的创业者之间差距的拉大增加了人们对创业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也会对世界前沿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贝淡宁, 2016, p.27）。由于迷信市场竞争的公平和不平等的激励作用，从而使得社会调节机制趋于失灵。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激励创新，那么扩大不平等的做法并不合理。仅仅增加不平等并不太能促进创业活动，反而会事与愿违”（乔舒亚·甘斯 & 安德鲁·利, 2023, p.89）。遗憾的是，实践中不但那些无法从调节机制中受益的人反对政府的干预，即便是那些经由政府的补偿性政策获得了成功的人在成功之后也反对该政策。精英的傲慢使得工作世界中所有的成功者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能力完全配得上成功，根本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精英统治之竞争要使一些人成功，不可避免地会使大多数人失败，而那些成功的人对此种竞争的欣赏又达到何种程度呢？教育机会的扩大无疑代表了一种共识，即大家都应该有参加生计竞争的机会。但对个人能力和自我努力的强调，却只鼓励获胜者注意到自己的天生品质和精神力量，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义务，而恰恰是社会给了他们出人头地的机会。”（利普·布朗 & 休·劳德, 2006, p.107）事实证明，一旦离开政府的政策调节，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间的不平等将进一步拉大。
在工业社会中，以机会协议和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高等教育被工厂化，高校致力于为工业社会培养专业人才。高等教育的供给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准，强调人-职匹配的绩效和薪酬水平，高等教育的功能设定是以可雇佣性促进人的社会流动，而可雇佣性就意味着高等教育要服从于预测的就业需求，主要强调教育的交换价值（乌尔里希·泰希勒, 2019, pp.190-191）。在新的智能社会里，劳动、工作的概念正在被重新定义，生活的价值与成功的意义也在调整。工业社会中那些可以通过数字泰勒主义标准化的工作岗位逐渐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生产上的优势在丧失，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进入“后专业时代”。随着传统的专业工作组织形式的衰落或趋于终结，“在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人力资本可能变得毫无价值。在摩擦性技术失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类型可能与现有工作不符；在结构性技术失业的情况下，社会可能根本没有足够多的人力资本需求”（丹尼尔·苏斯金德, 2022, p.140）。此时，关于高等教育的功能设定不能再完全以就业或工作世界为中心，而是应通过高等教育尽可能避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智能技术所取代，即具有防御机器人的能力（robot-proof）（约瑟夫·E. 奥恩, 2018, p.前言·）。实践证明，高等教育本身不能产生足够的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也无法单独对抗技术性失业，更无法单纯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简单地把劳动者送到高校或职业培训机构接受课堂培训，通常是很糟糕的投资决定。……理想情况下，国家应当从战略层面思考未来的工作机会将出现在什么领域，并帮助年轻人和当前的劳动者为将来做好准备。”（米努什·沙菲克, 2022, pp.122-123）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一个工作越来越少的数字化社会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更多的教育”这一应对之策可能越来越无效（丹尼尔·苏斯金德, 2022, p.175）。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看似导致了对有技术、有知识的劳动力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但那些需求所面向的都是顶尖的技术精英，对于更多的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高等教育应如何应对呢？“为今天的工作培训我们自己和子女，还是让他们准备好应对甚至塑造明天的工作？二者哪一个更安全、更明智？传统意义上的正规教育是培养21世纪劳动力的最好方式，还是有更新更好的方式？大学教育目前业已定价过高，作为一种工作战略，其作用是否也被高估了？职业培训计划和学徒制度又如何？‘技术鸿沟’是怎么回事？如果它真实存在，我们该如何弥合这一差距？”（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p.前言·Ⅺ-Ⅻ）上述关乎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全新的课题，对此我们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准备，至少也是没有做好准备。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算法的力量在社会各领域蔓延，但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于美好社会的创造而言，无论何种技术，也无论技术如何智能，都只能是辅助人，而不能是取代人。“新技术能够让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反过来会对创新产生不利影响。为了确保创新引擎持续运转，保证增长的成果惠及所有人就至关重要了。”（乔舒亚·甘斯 & 安德鲁·利, 2023, p.107）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里，任何试图取代人或使人剩余的技术创新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在新的社会契约里，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应是充分彰显人难以被技术取代的创造性，而不是继续工业社会的专业教育模式，强化就业素养或可雇佣能力。如果我们无视社会形态和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高等教育发展仍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作为参照，现实中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人即使接受了更多的教育或更优质的高等教育也不一定能找到适合的工作。遗憾的是，当前“真正的教育‘不匹配’或许是许多人都避而不谈的问题——学校正在培养我们的公民去做那些根本不存在，或是未来将不复存在的工作”（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126）。现代大学也仍然没有意识到工作世界的悄然变化，其理念、制度、治理机制以及学科、专业、课程设置等仍然在按旧的秩序运行，很多高校毕业生并不具备在数字化社会工作和生活所必备的数字素养和认知技能。“如果说大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合格的就业者，那么，即使从那些肯定能够顺利毕业的大学生来看，我们也同样失败了。”（彼得·戴曼迪斯 & 史蒂芬·科特勒, 2016, p.242）随着智能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当高等教育发展无法为更多人向中产阶级流动提供助力，当愈来愈多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多余”的人时，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危机将彻底暴露。一旦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无法将其技能和能力应用于体面的工作，会导致不满、骚动，有时还会引发政治冲突和内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pp.43-44）。
鉴于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未来的社会中物质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将愈来愈靠智能化的机器人来承担，那些受过良好高等教育、有创造力的人“不需要较长时间从事有偿工作，他们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自愿从事某种活动、自己作计划和设计目标”（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2022, p.94）。与之相应，那些创造力没有被充分开发，抑或接受了不适合的教育的人则只能疲于应付生活，且随时还面临失业的风险。作为共同的社会事业和共同利益，教育必须培养人们在21世纪的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同时也要考虑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和为人们提供经济保障的不同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p.序言·Ⅲ）实践中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在处理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上，不同国家在向工作过渡的重点上采取了有根本性差异的教育结构，不同的教育结构也会影响教育范式的转型。以德国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注重职业教育，而美国强调通识教育。在技术和产业结构加速变化的社会里，基于职业课程的特定技能很容易过时，基于通识课程的认知技能的提升更有利于人们适应新技术和新经济（埃里克·哈努谢克 & 卢德格尔·沃斯曼因, 2017, pp.186-187）。就培养通用型人才、增强就业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来看，通识课程优于职业课程。当然，高等教育中职业课程和通识课程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只要课程规模适度，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替代的矛盾。真正需要调整的是工作的性质和定位以及高等教育的理念、功能和意义。此外，为避免社会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阶层的对立，还必须从政治层面对劳动、工作的绩效以及绩效分配原则进行重大干预，并通过改革重构教育社会契约。在新的社会契约中，那些智能机器人创造的财富应由所有人分享，人的创造性都应受到教育的充分关注，并确保每个人都能从科技进步和自己的创造性中受益。面对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干预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可以发挥积极的、独特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可以直接促成或实现共同富裕。恰恰相反，有时高等教育不但不能促进共同富裕，反倒在拉大贫富差距；不但没有使人精神富足，反倒使人精神贫乏；不但没有强化公民参与，反倒造成社会疏离。在工业社会中，人力资本理论更加关注人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经济价值，倾向于以教育和训练作为衡量个人市场报酬的标准，问题的关键是那些教育程度良好的精英凭借更高的学历、更优的知识和技能会扩大社会距离，制造技术鸿沟，阻碍阶层流动。在“赢者通吃”的市场逻辑下，受高等教育者不得不进入能力的竞技场，被迫参与全球拍卖式的人才争夺战。结果就是，在从“竞优”走向“竞次”的过程中，更多的普通人不得不接受“高学历、低工资”的现实。
“共同富裕”有两个要件，一个是“富裕”，另一个是“共同”。“富裕”意味着非稀缺，“共同”意味着分享，“共同富裕”意味着公平和正义。所谓“富裕”，戴曼迪斯和科特勒曾参照马斯洛的“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过“富足金字塔”模型。“这个金字塔分为三层，最底层由水、食物、住所及其他与基本生存问题相关的东西构成；中间那一层则为丰富的能源、充分的教育机会、便利的信息通信技术等能够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各种‘催化剂’；最高层则是为健康与自由保留的，健康与自由是促使任何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核心的两个先决条件。”（彼得·戴曼迪斯 & 史蒂芬·科特勒, 2016, p.19）以富足为基础，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富裕。一个社会如果在物质上富足而精神上贫乏，不符合共同富裕社会的规定性。一个社会如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富足，但缺乏社会参与，同样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规定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共同富裕要兼顾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富足。共同富裕社会区别于富裕社会的根本也就在于此。如果忽视了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单独强调物质的富裕或经济发展水平会导致发展的工具化和功利主义。同样，过度强调精神的富足也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此外，仅有个体层面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也还不够，共同富裕还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
在工业社会中高等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传播市场竞争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为提高生产力水平供给人力资本。在基于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中，人的受教育水平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资质，教育机会被作为芝麻开门的神奇钥匙（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2009a, p.243）。正是通过高等教育的普及，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才得以兴起，并成为富裕社会的象征。但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没有根本变动的前提下，当学校教育在质和量的方面达到临界点时，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将导致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会因为竞争的对抗性而引发教育失衡，进而引发其他领域更大的混乱或无序。“菁英教育已引发了一场毁灭性的教育核武竞赛，谁都不可能自其中得利，甚至包括胜利者在内。”（丹尼尔·马科维茨, 2021, p.227）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富裕不能局限于经济或物质生活，高等教育也不能仅仅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而应切实帮助个体平衡好工作与生活。“富裕社会将超越于经济学之外，影响到政治以及政治行为，并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对于更大世界的观念。逐渐增长和广泛普及的社会财富已经改变了政治的、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2009a, p.253）现代高等教育以传授高深知识、专业技能，发放文凭、证书，以及促进社会流动来获得政治和经济合法性。在特定条件下，知识、技能的传播和文凭、证书的发放的确可以促进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有效路径，但社会流动本身并不必然促进共同富裕。相反，流动乃是对社会不平等的确认。
在市场化的环境下，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现代教育以机会平等和才德至上为圭臬，不但没有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反倒固化了社会阶层，甚至拉大了贫富差距。为了摆脱工作社会的桎梏，并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教育必须寻求发展必要的‘共同体’的观念——使人感到即使自己能够获得某种特殊利益，也必须向公共利益让步，为大学服务就是为你自己服务。同时，还必须有敏锐的认识——那些抵制公共利益的人本身就应该被抵制。当公司、商会、将军、官僚、工会、律师、医生和教授把他们自己金钱上或官场上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人们必须警觉，并进行反抗。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必须教导民众认清这种责任”（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2009b, p.276）。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高等教育的最高使命是基于贡献正义重构新的社会契约，使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从负相关趋于正相关。无论如何，高等教育不能“沦为继承特权的委托书”，而应成为“建造更好生活的脚手架”（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129）。长期以来，在工作伦理的驱动下，基于对生产效率或工作绩效的崇拜，高等教育的功能决定性地转向了人才筛选和文凭发放；与其他知识机构或准知识机构相比，很多高校，甚至包括那些精英大学，在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方面的优势正在不可逆转地被削弱。工业社会中那些原本需要凭借个人的能力或才华去解决的生产、生活问题，逐渐被科技的进步所解决，后工业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大多是没有明确答案的复杂问题或非常规问题，无法通过知识的可操作化一次性解决，而是需要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间持续的通力合作才能应对。
近年来，由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我们时代长远的战略让位于短期的策略，横向的竞争取代了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寻，所谓的成功要求每一次成功，反复的筛选使基于市场的竞争性社会趋向于以成败论英雄的优绩主义社会。在优绩主义下，人们竞争的物品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收入和分配有关，地位和承认有关。在收入方面，分配正义被市场个人主义“锁定”，市场即正义。在地位方面，承认正义被竞争性精英主义“锁定”，聪明即正义。结果就是，基于市场的应得使极少数人获得了与其贡献不相符的巨额财富，而看似基于天赋和努力的学业竞争，在筛选出少部分精英的同时也将更多人淘汰为失败者。为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契约，要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保障机制和机会架构，能够少一些‘我’，而多一些‘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利用它实现共同利益，能够将人们面临的风险集中起来并共同承担更多的风险，以减少所有人面临的担忧，同时要能够优化全社会的人才利用，促进个人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米努什·沙菲克, 2022, pp.174-175）。在现行的社会契约中，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关键所在。受市场机制的规训，相信“无形之手”并“为承认而斗争”被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佳途径。然而，在现有社会体制下，由于阶级权力和阶级忠诚的缘故，一个人做的事情愈是惠及他人，报酬通常就愈少（大卫·格雷伯, 2019, pp.294-295），市场个人主义与竞争性精英主义使分配正义和承认正义失去公正性，甚至成了不平等的根源。“最糟糕的情况是，一小撮富有的精英和贫穷的大多数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这就是一种财富旋风：其中心逐渐集中于一个越来越窄的点上，久而久之，它会吸收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强大，并摧毁同赛道上的落后者。无论你在乎的是结果平等，或者仅仅是机会平等，这种经济体系中的不公正都是显而易见的”（杰米·萨斯坎德, 2022, p.269）。与分配正义中的财富竞争以及承认正义中的地位竞争不同，贡献正义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每一个人都可以以非竞争性的方式为他人做出贡献，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不能只重视那些可以量化的东西，通过寻找新方法，那些特别需要人完成的工作——关怀工作、创造性工作、建设工作、疗愈工作、艺术工作——将得到承认，并得到符合其实际价值的酬赏。”（埃伦·拉佩尔·谢尔, 2021, p.277）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需要建构新的社会契约。基于新的社会契约，在分配中应淡化市场价值的重要性，重新评估高等教育所生产的人力资本和工作伦理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为了社会公正，我们也需要在承认正义中淡化单一能力因素的重要性，通过我们的集体想象力重新评估集体智力、合作精神、想象力、意义建构、批判性思维等对于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
与基于市场的分配正义、承认正义过度关注作为竞争性商品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同，基于个人的社会贡献的贡献正义将聚焦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创造社会条件使所有人有机会接受充分的教育，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并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Gomberg, 2016）。从分配正义到贡献正义的转变，与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关系的重塑密切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无法超越优绩主义，如果工作世界仍然基于市场化逻辑，那么社会不平等将不断扩大。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确保最弱势和最强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可控，不会破坏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条件。确保最弱势群体和中等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不要过大——每个人都应拥有他人拥有的大部分利益；解除来自教育成功的高风险回报率——教育不应是医疗保健、体面的生活水平、有意义的工作和灵活时间的唯一根源。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充分的公民教育”（梅耶, 2018, pp.37-38）。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没有高等教育的转型，工业社会关于效率的崇拜以及对于“劳动创造价值”“工作换取收入”的迷思就难以改变。“现代社会存在一种假设：工作是获得收入、地位和幸福的必要条件。技术导致失业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废除原有的工作模式，代之以不同的理念。简言之，这种理念意味着削弱甚至切断工作与收入、地位和幸福之间的联系。”（杰米·萨斯坎德, 2022, pp.252-254）在后工业社会里，关于劳动、工作薪酬和价值准则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不能再以工业社会的心智模式谋求在后工业社会里生存。“我们必须学会适应，数字技术的可能性不能只从经济竞争的一个角度来看，还要把它看作是开启良好社会模式的机遇。”（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2022, p.41）后工业社会要成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社会必须建立与信息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技术，必须有一种适切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所有人相对公平地从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获得应得的红利，以实现共同富裕。
面对优绩主义的陷阱，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前提是不加剧贫富分化。高等教育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属性，但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其公共性逐渐式微，私人性凸显。个人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或国家服务，而主要是为了以文凭为中介进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薪酬。这种世俗的动机原本没有什么问题，反倒是驱动高等教育繁荣的强劲动力。现在的麻烦在于，随着工作世界的市场化，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逐渐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当愈来愈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的市场价值开始贬值，逐渐失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唯有稀缺的精英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增值。在精英教育的稀缺性不可改变的前提下，原本作为位置商品的“普通”高等教育在工作世界中失去了市场价值，甚至沦为一种防御性投资。当所有人都为了防止向下流动而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但不能带来一个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反倒会使已有的中产阶级为了孩子的教育而陷入深度的内卷。当中产阶级的下一代无法再次跻身中产阶级时，以高等教育来促进共同富裕将愈来愈乏力。重新思考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我们必须关注以下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既保留灵活就业的好处，又能减少劳动者承担的风险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如何才能在非传统型的工作安排下保障劳动者的稳定收入和福利待遇？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自动化和机器学习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岗位变化，如何才能促使劳动者加强学习并适应这种变化？（米努什·沙菲克, 2022, p.110）对于人类而言，美好社会绝不仅意味着“富裕”而应是“共同富裕”。以工作世界为锚，高等教育在共同富裕社会中的角色需要特别重视。“贫穷的根本解决之道不是钱，而是知识。”（米努什·沙菲克, 2022, p.118）当前信号理论和文凭社会正在误导高等教育发展。以受教育年限来测量人力资本遮蔽了人的认知技能实质提升的重要性。伴随学历的不断膨胀，“如果大多数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大学生应从事的工作，如果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地位和收入上一直处于劳动力的平均水平，那么高等教育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乌尔里希·泰希勒, 2019, p.197）在根本上，“共同富裕”不只是指物质生活，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共同富裕社会中，物质生活的富裕关乎人的生计，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富裕则关乎人的体面和尊严。“一个富裕社会应当既充满同情心又富有理性，它毫无疑问要保障那些穷人维持最基本的体面和舒适生活所必须具有的最低收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2009a, p.229）与富裕相比，共同富裕意味着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富裕，而不是朝向单向度的社会发展。共同富裕的理想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富裕”，即在社会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阶层之间收入和等级的划分应比以前更少，而不是更多。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是消除不平等的关键手段。高等教育发展既和生产力有关，也和价值观有关，其促进共同富裕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另一方面是重塑社会价值观，培养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人。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在实践中高等教育既可以促进社会流动，也可能会导致阶层的再生产。要想使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通过改革建构适合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高等教育体制。这是“一项推动文明进步的工作”，“改革必须瞄准造成菁英体制不均的两个机制。这两个机制就是通往改革的两条途径。首先，教育必须开放与融合。其次，工作必须让中产阶级劳动力重回经济中心”（丹尼尔·马科维茨, 2021, p.381）。与过去的贫穷社会和当下的富裕社会不同，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超越了贫富分化的新社会。为了创造这个新社会需要基于新的社会契约重新构想并塑造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对基于人力资本生产实现从高等教育到工作世界的过渡，我们既不能寄予过高的期待，也不能主动放弃，正确的选择就是关注如何使高等教育做得更好，为工作世界提供更具适切性的劳动力。“当教育以更广泛的角度来审视正式的、有报酬的工作，甚至远远超越这一视野时，它才能更好地支持人们为个人、家庭和社区创造长期的经济福祉。面对不确定的就业前景，我们必须把灵活性纳入为教育的未来构建的新社会契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p.47）在新的社会契约下，为应对加速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挑战，高等教育系统既需要了解工作世界的变化并对此做出解释，也需要利用高等教育变革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更需要致力于教育和培养适应共同富裕社会需要的人，并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以形成共同富裕文化（埃德·伯恩 & 查尔斯·克拉克, 2022,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