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传播图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社交媒体和超级社交平台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公共和个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大众传播时代的议程设置下沉为用户个性化选择；其次是教育变成了一种更加数字化和在线的体验，据估计，全球84%的学生受到由于疫情大流行而导致的各类教育机构突然关闭的影响，从而转向在线学习并因此引发了大量关于学习有效性、网络风险和缺乏社会化的担忧，促使学生能够学习急需的数字技能和发展数字素养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最后是数字化已然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购物、就医到出行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字即生活、生活即数字。综合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正面临一个大规模地将学习者和用户转变为数字创造者的过程。面对传统公共传播形态的瓦解以及新传播形态规范的辄待确立，各国政府纷纷将重点放在全民数字素养的培养上。自2017年以来，数字素养由以往作为媒介信息素养的一个部分，逐步上升为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现象，各国和地区在数字素养概念笼罩下，各显神通，寻找路径，以帮助他们的公民应对适应当地境况的数字革命。
一、数字素养溯源
“数字素养”这一概念早在1997年即由吉尔斯特提出，指的是：“能够理解和使用由计算机呈现的各种来源多种格式的信息的能力”。这一定义将数字素养的起源基于技能的理解，因此强调技术的功能使用和技能适应。兰克舍尔和克诺贝尔(Lankshear,C.,& Knobel,M)认为，这种形式的数字素养可以被归类为个人数字素养，即知道如何使用计算机、使用网络、使用在线视频和博客，以及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的电脑通信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带来了乌托邦式的欢欣，人们普遍相信这一技术将会导致信息平等、知识共享、教育自由等等的全人类福祉。因此，当时的数字素养只是传统媒介素养的延伸，更强调保护主义的观点，防止青少年免于网络的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的侵蚀。在吉尔斯特提出数字素养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这一概念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
进入2010年后，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爆炸性增长，Web2.0和社交网络的出现，尤其是2017年前后，许多全球性危机事件都与数字技术对社会传播的改变密切相关，早期从功能性层面对于数字素养的理解已然无法解决对于复杂现实的理解，数字素养开始受到主流媒体的密切关注。一方面，近年来对于数字素养的研究增长显著。仅就我国文献而言，根据朱红艳、蒋鑫的统计，从2015年起研究数字素养的论文增量显著，且呈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发展势头强劲，对全球范围的数字素养的系统分析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根据抽样统计，相关文献从2015～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4.1%，可见国际数字素养研究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另一方面，对于数字素养的理解，在近十年的研究中逐步脱离了使用软件或操作数字设备的功能性技巧，进一步转向包括各种复杂的认知、运动、社会学和情感技能的多维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特质。近年来的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媒介，它需要特定的能力来批判它所提供的信息，从而将事实与虚构分离，并理解超文本和非线性阅读是如何支持构建新的意义的。研究的增多表明了数字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为增进对该领域的了解提供了知识背景，同时也对数字素养的标准化形成极大的挑战。尽管“数字素养”这个词眼下很流行，但在很大程度上远未达到统一、具体的定义。辛里希森和库姆斯认为，定义这个术语需要采取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必须接受技术和信息内容一样，并不是完全中立的这一事实。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机构和研究者对于数字素养定义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各国政府及研究者虽然秉持不同的目的、视角和实际需求，往往强调数字素养这一概念的技术因素、能力建构和可量化性。例如，欧盟的Digcam计划认为，数字素养是一种全新的素养，包括多个维度，并在新的、多模态的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则将之概括为一个基本的学习目标，包括信息处理技能，以及判断基于网络的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将数字素养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适当地获得、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力，以有利于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研究者更强调数字素养不仅包括使用计算机、移动电话和其他数字工具的知识，而且还包括一个涉及人的关系、互动和“社会身份”的社会维度，其研究着眼点更多的是通过数字素养对教育、学习和开展研究的人类目标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刻反思。这两者的差异，进一步造成数字素养的内涵和外延的模糊。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被清晰地列于《行动纲要》开篇：“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这个定义是目前国内对于数字素养所作的最全面清晰的定义。值得注意的是，《行动纲要》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中，明确加入了“伦理道德”一项，使之与其他大多数的定义有所区别。通览全文可以发现，《行动纲要》不仅关注个人发展、职业能力、数字鸿沟等全球共同问题，更是将数字素养的提升与社会发展、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如在《纲要》中提到，“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指标”“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等等。《行动纲要》反映了以整体性利益为导向的中国式数字化治理的特征。然而，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行动纲要》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指南性文件，更多的是战略上的部署，而不是实际操作层面的规约，按照《行动纲要》切实制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数字素养指标框架，对于真正实现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和分析在不同环境下设计的不同数字素养指标框架，以提供一个关键的适当标准，达成对于数字素养的整体性的共识，最后实现为具体的体现差异化的数字素养教育实践。
二、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分析
许多国家和地区努力制订和实施数字素质框架和以加强公民数字素养为目的的战略计划，证明了数字素养的重要性。然而，各国采用和制定框架的理由各不相同，例如，韩国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公职人员的数字素养，以通过公共行政管理提高效率、透明度和向公民提供服务的质量。发展和建构一种数字素养框架，需要服从于不同的环境，考虑不同的对象，涉及不同的发展理念。
一般来说，美国的数字素养框架往往侧重于教育政策细节和个人赋权，鼓励学习者成为更有效的学生、更好的创造者、更聪明的信息消费者和他们所在社区中更有影响力的成员。相比之下，国际组织对于数字素养的焦点集中在人权语言和媒体素养方面。欧盟的项目数字素养通常指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主张将内容创造作为一个关键的数字素养组成部分，强调批判性思维和从消费到行动的转变。非洲的数字素养框架则更注重经济领域，通常涉及工作技能和数字创业精神，突出了由不均衡的发展和开发造成的技术技能差距，同时提出了一条走向经济发展的数字道路。
由于数字素养概念的模糊性及动态性，因此要形成普适性的数字素养框架定义殊非易事。在审视不同国家地区的框架体系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框架都跨越了数字素养的系谱，而与信息素养、数字技能和媒介素养等概念交织在一起。但是有些指标却在不同文本中反复出现，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例如，“获取”(access)、“管理”(manage)、“理解”(understand)、“整合”(integrate)、“沟通”(communicate)、“评估”(evaluate)和“创造”(create)。史安斌、刘长宇认为，数字素养包涵认知、能力和参与三个核心维度，数字素养框架“承袭了数字素养理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并无一个确切的框架性定义，而是尝试构建一个兼顾本土特色与全球关怀的‘伞式’的概念理论体系。它充分吸纳既有的数字素养内涵框架的共同关注以及特色指标，同样聚焦于能力、认知和参与三个核心维度”。目前，国际认可度较高的数字素养框架主要有欧盟主导的《欧洲发展和理解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and Understanding Digital Competence in Europe)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A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for Indicator 4.4.2)。
1.《欧洲发展和理解数字能力框架》，也被称为DigCom
2011年起，欧盟委员会下属的文化教育部(Culture and Education DG)启动了一项名为DigCom的计划，目标十分清晰：为理解和发展数字能力建立一个欧洲的参考框架。该计划最终形成了4份报告，其中第四份报告《欧洲发展和理解数字能力框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数字素养框架建议，将数字能力划分为五个能力领域(信息、沟通、内容创建、安全和解决问题)，这些领域又划分为21个能力。它提出了一个适用于不同情况的描述性框架，该项目于2012年结束；然而，该框架在2016年重新进行概念修订，以便于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需要更新数字技能列表。DigComp模式作为发展特定数字能力和数字素养具体模式的参考十分成功，极大程度推动了数字素养教育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启动。
2.《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简称Global Digital Literacy Framework，GDLF)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评测联合国峰会在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4项指标而发布的，目的是通过广泛的经验研究，创建有广泛性和普适性的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指导各国开展数字素养的培育和评估工作。11该框架在DigComp2.0的基础上，通过框架映射、应用映射、深度咨询和在线咨询等环节，提出了包括七个数字能力域(软硬件使用能力、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问题解决等)和26个具体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框架采用直接布卢姆目标分类动词，对各能力域及其下属的具体能力作了一至多个详尽描述，以保证框架的渐进性和完整度。
通过对上述两个接受度较高的数字素养框架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数字素养指标框架是动态变化的，而非静止的，数字素养直接受到急剧变化的技术更新的影响，随时面临修订、增补乃至改写的命运。这也将大大增加制定数字素养框架的成本支出，例如在上述两个框架体系中，均未提到算法素养和人工智能素养。
其次，数字素养指标需充分考虑区域和对象的差异。例如在欧盟框架中，并未提及设备和软件使用能力，原因是欧盟框架制定之初是以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为主要评测对象。
再次，任何指标性框架都不是完美的。目前，我国在数字素养框架构建方面的工作基本处于未启动状态，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寥寥无几，因而缺乏统领性的素养框架。
三、建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行动纲要》观照下的数字素养框架
数字素养框架的建立，对于进一步厘清该领域的范围、目标、结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数字化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数字公民的培养和形成是其核心所在，数字素养应当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必备素养。《行动纲要》提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的有效途径，是弥合数字鸿沟、让人民群众共享数字红利的关键举措。换言之，提升数字素养，目标在于通过促进全民个人素质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提升国家软实力。首要问题是：哪些素质需要提升以实现上述目标?数字素养框架要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在《行动纲要》中，描绘了中国数字素养教育的未来蓝图，部署了七个方面主要任务：丰富优质数字资源供给；提升高品质数字生活水平；提升高效率数字工作能力；构建终身数字学习体系；激发数字创新活力；提高数字安全保护能力；强化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并以显著提升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为总目标。将这一蓝图变成现实，则需要更多的具体的指标和步骤。本文试图以《行动纲要》作为总体指导思想，融合现有的数字素养框架，构建一个既符合国家需要，又照顾个人全面发展的框架模型轮廓(见图1)。设计本框架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数字素养是一个动态循环的变化过程
在用户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其态度、能力、情感等因素事实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如何实现指标动态性和可测性的平衡是评测框架设计的难题。
2.秉持全过程全人发展的理念
数字素养作为21世纪的基本生存能力，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用户在使用一种数字技术或参与一项数字活动时，数字素养事实上表现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这种素养往往是隐性而不易察觉的，比如意识、情感等。这些隐性的素养在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3.普适性
作为全民数字素养框架，如何使之适用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群?本文采用的主要方法为化约和合并。通过剔除或合并相关指标，以期使该框架取得最大公约数。
本框架以知识与认知、实践与参与、情感与价值三个维度为主体，以数字素养运用体系中过程前、过程中和过程后时间跨度为主线，设计了12项一级评测指标。
首先，知识与认知维度，主要考察用户对于数字素养相关因素的准备程度和成熟度。其中，软硬件操作知识属于操作层面。目前在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这一指标的合理性也相应存在，但是随着数字化产品的可获得性变得越来越容易，图形操作日益完善，这一指标将成为如同呼吸、行走一样的不言而喻的行为。与之相应的，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各种平台和App也会越来越多，人们选择数字行为的渠道也会变得愈加复杂，对于渠道的选择会更有意味，也更能反映出用户的认知和身份认同。而对数字语言的认识则更能反映出用户的数字素养。在此，数字语言不专指编程语言或计算机语言，而是泛指各类数字运用中的意义表现方式，如超文本、图像和表情包等等，其他如更深层的算法、人工智能等等。跨文化意识在数字时代尤为重要，互联网超越了物理疆域的限制，使全球各地的用户可以无限联通，自由交流。在此环境下，具有跨文化意识，具备全球视野，将成为用户成功进行数字化行为的前提保证。
其次，实践与参与维度，主要评测用户在参与实践数字化活动过程中的能力。沟通合作能力，主要评测用户使用数字技术互动的效度和频次，能在数字化环境中进行多维合作的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主要考察用户对于特定来源的数据信息的评判、分析和批判能力。数字化内容生产能力，主要考察用户在数字化环境中，运用多种格式叙事的能力。自我防范能力，考察用户在日益复杂的数字环境中，保护个人隐私，避免数字暴力，保持身心健康的能力。
最后，情感价值层面，主要评测用户在数字化活动后的反思能力和对下一次活动的作用。其中情感判断主要考察用户对于具体数字活动的情感反应，好恶喜怒，是情感层面最直接最表层的反应。互联网伦理和礼仪，则是考量用户在数字行为中的道德价值评判和网络交往中规约遵守情况。数字获得感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例如因数字化产品的易用性所带来的获得感，也指用户在数字参与后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陈丹引曾在调研后得出结论，青少年的数字能力与数字获得感密切相关。因而，数字获得感可以作为数字素养的评价指标之一。数字美学思维将考察用户对于数字产品的设计、理念及潜藏背后的价值观的敏感度；同时，通过对数码产品、网页和App采用以人为本和批判性的方法，使用户更好地确定数字技术何时真正为学习工作和生活体验增加价值。
四、结语
技术革新必将带来社会革命。当古登堡发明了近代印刷术后，人类的知识存储和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数字革命带来的变化更为惊人迅猛，以至于人们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它的真正意义就被迫接受。数字化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素养已然成为人类在这个时代生存发展的要素之一。然而，数字素养的研究培育工作显然还未跟上技术的脚步，基本概念要素亟待厘清。本文试图在融合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理念，服务国家战略的思想，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素养框架。必须承认，该框架还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建立更为具体的二级指标，并在一个较为广泛的范围进行实践性检验。
（文章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