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清超：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后，中央和省市也陆续发布了大量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文件，并启动了系列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

于基础教育而言，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有几个重要节点。一是200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共同实施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通过“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拥有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农村小学具备卫星教学收视点，农村初中基本具备计算机教室”三种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二是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通过IP卫星、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传输到全国偏远山区教学点，该项目已实现全国6.36万个教学点的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同年，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形成了“征集、汇聚、共建、捐赠”四种重要机制，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初具规模。三是2014年，教育部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充分调动各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2022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我国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资源库。

于高等教育而言，同样有几个重要节点。2003年开展本科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推动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201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2018年开展“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2022年又统一为“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包括线上一流课程、线下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社会实践一流课程五类。此外，2018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出，要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计划。202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又将数字资源列入六个重点方向之一，等等。

可见，数字教育资源已成为信息化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水平在现实上决定了信息化教学应用的发展水平。近年来在国家教育信息化相关政策推动下，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水平日益提高，但数字教育资源的发展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如数字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不平衡、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缺乏协同机制、数字教育资源的保障条件不足等。因此，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逐步建立以“广汇聚、多模态、多用途”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大资源观”，推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模式，提高数字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质量，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诉求。

柯清超：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是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之间的关键环节，是数字教育资源得以充分且有效应用的保障。它是指用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平台，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共享、应用、评价、反馈等一系列服务，以改善用户体验、满足用户需求，最大化发挥资源应用效果，促进数字教育资源的常态化应用。

它可从三个方面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一是通过资源创新、融合、优化来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改善课程教学效果，提高育人质量；二是通过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和共享，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和覆盖，缩小城乡、区域、城际、校际的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三是通过对数字教育资源应用的分析、评价、数据的管理，提高教育教学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我认为，数字教育资源是教育数字化的重中之重。从单纯关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到关注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是数字教育资源得以推广和有效应用的关键路径，也是数字教育资源完善与发展的方向。

柯清超：数字教育资源有四种供给模式。一是政府供给模式。由政府部门主导并推动建设，面向学校师生提供数字教育资源。政府供给的数字教育资源是为了保障学校的基本数字教育资源需求，保障课堂教学质量。截至目前，面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就是典型代表。二是市场供给模式。企业借助市场力量，主要注重个性化服务的提供，以获得较好的用户效益和丰厚的投资回报。三是公益供给模式。这是免费向公众提供资源的形式，旨在扩大优质资源受益面，其资源形式包括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共享课、视频公开课等。四是自我供给模式。学校自主开发或改造现有资源，面向师生提供更加适应自身需要的校本化资源建设方式，包括学校或师生自主开发的具有地方或学校特色的资源。

当前数字教育资源供给还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各供给主体建设资源类型交叉造成资源低水平重复建设，供需不匹配成为资源供给侧结构最突出的问题，资源及时更新成为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最大诉求，不同的资源供给机制未形成合力等。

柯清超：数字教育资源的供给创新，旨在丰富和拓展教育资源的类型、形式和内容、供给渠道，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数字教育资源的智能服务，旨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教育资源的开发、整合、共享、利用的效率和效果，促进教育资源的智能化配置和管理。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从“三通两平台”“三全两高一大”发展到今天的教育新基建，数字教育资源供给的基本逻辑也从“重建设轻应用”向“应用融合，创新发展”转变。供给创新方面，面对数字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双重需求，应加快从线上学习资源、立德树人主题资源、家校协同育人资源、智能化作业工具等方面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形成覆盖各学段各学科、融合新兴信息技术、支撑精准个性教学、满足素质教育需求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帮助学校减少低效的教育供给与教学实践，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智能服务方面，通过实现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个性化资源推送、应用优质线上资源服务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推动校外机构优质数字资源服务方式转型等策略，推动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创新。

事实上，国家数字教育建设从资源库建设、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到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逐步迈向互联网“平台型”组织的发展态势。我认为，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立足发展现状与研判未来趋势基础上，以互联网思维，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从资源建设机制、资源体系、资源管理、资源应用、资源监管五大着力点出发，为数字教育资源新基建不断注入创新发展活力，实现更有针对性、更高效的供给和服务，提高用户体验。

与此同时，也要意识到数字化可能给未来数字社会的教育秩序、教育对象的社会适应性和伦理道德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实践与超前探索数字社会教育的运行模式、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等，避免“数据主义”给教育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柯清超：目前，我国智慧教育平台已初步具备了“资源赋能、数据赋能、连接赋能、技术赋能”等互联网平台的赋能机制，为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要充分发挥平台的这“四重机制”优势，促进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与区域教育数字化的协同发展，实现“平台共用、资源共建、生态共治、价值共创”的数字教育生态。

这里主要强调资源赋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具有资源整合与供给的绝对优势，汇聚了大量高质量、针对性、多样化、体系化的基础性教育资源，区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国家资源平台的“平台+资源”赋能，可以实现区域资源的定制、区域特色资源节点创建、本地化资源平台打造等目标。区域一方面可以依托国家平台实现区域资源的个性化定制，在国家平台上重构符合本地教学实际的资源链接，包括课程教学、课后服务、教师研修等多种现存静态资源，直接为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改进教学、学校课后服务、家校协同育人等场景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区域也可以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存储空间，构建区域信息节点及节点集群，集合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力量共同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优质数字资源，补齐区域独特性、个性化资源短板。此外，区域还可以调用国家平台提供的资源开放接口，打造国家资源与本地资源深度整合的本地化平台，实现区域基础性资源与特色资源的双重供给。

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赋能区域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发力点之一即是资源创生。因此，在确保基础性资源政府提供的基础上，首先要通过构建新型区域信息节点及节点集群的形式，拓展数字资源生产、加工、传播的深度与广度，衔接供需双方的真实诉求，从根本上优化数字资源配置结构，补足个性化资源需要。其次，构建与互联网逻辑相吻合的运营方式，提供信息节点发挥作用的合理性价值回报，激发个体和组织积极参与知识生产、加工、传播的欲望，促成人人参与、人人获益、人人应用的动态平衡状态。最后，依托国家平台组建区域数字化运营团队，提供区域特色资源汇聚供给、内容质量监测、教学支持服务、平台故障检测、平台安全防护等数字化运营服务，推动区域智慧平台健康持续发展。

柯清超：未来数字教育资源将是一个“智能体”，即实现从“人找资源”到“资源找人”的智能化服务。

具体而言，在“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大资源、大服务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数字教育资源建设要求始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技术变革的浪潮同频共振：数字教育资源类型从简单的多媒体资源数据演变成多模态资源数据；数字教育资源功能从单一性的知识载体发展为多样化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加工等工具软件；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从单纯地服务于学校课堂教学转变成全方位服务于学校育人全过程与全民终身学习；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目标从支撑信息化教学改革转变为推动实现“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