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智庭 等丨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融创发展： 新议题、新思维、新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面向全球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UNESCO, 2021），呼吁各国共同探讨和展望面向未来乃至2050年的教育，以进一步思考知识和学习如何在日益复杂、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里塑造人类的未来。数字技术蕴含巨大的变革潜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迎接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挑战具有重要价值。教育部在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速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技术对教育体系和教育生态进行全方位重塑。

开放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开放教育主要指代以各级开放大学组织实施的基于远程的成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活动；广义的开放教育泛指以促进终身学习为旨向的所有教育活动，包括由各类继续教育机构组织实施的服务国家战略、面向社会需求以及满足个人兴趣的成人教育活动形式，如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教育（非学历教育）、开放资源学习、MOOC学习等。本研究中探讨的开放教育主要指向后者，即以成人、在线以及终身学习为核心关键词。鉴于诞生于技术并在技术更迭中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特质，开放教育不仅应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数字化转型之中，还应将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其中，作为开放教育样态的重要代表，开放大学理应主动先行。教育部发布的《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中提出，开放大学要“积极主动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终身化、融合化教育发展趋势”（教育部, 2020），从国家层面对开放大学转型进行了全局性的部署和规划。然而，一方面，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探索阶段，经验和路径尚在形成过程中；另一方面，开放教育兼备人类文化创新与变革以及产业创新与变革的双重属性，显然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因此，如何启动并加快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亟须厘清起点、明确思路，并采取行动。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推进、全面赋能、多元协同（楼军江 等, 2022）。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又是一项实践行动，必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用导向，并将其作为系统工程规划和推进的依据和旨归。尽管都以高质量教育发展为核心追求，但相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开放教育在教育对象、教学模式、组织运行机制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均有其独特性，更强调服务于学习者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时代诉求是什么？转型的方向目标是什么？转型所需的基础条件有哪些？

（一）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方式，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技术创新和发展造就了社会系统内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而当技术和社会发展速度快于领域组织机构的自然适应能力时，便会进入“数字达尔文主义”时期。秉承“适者生存”的思想，“数字化转型不一定成功，但是不转型迟早会失败”的推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企业或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圭臬。

开放教育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代表，天生就具有灵活、开放、能动和多元等内涵特质；开放教育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满足了经济和科技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刚需”，体现出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显著特征；开放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丰富高等教育形式的定位和功能出发，逐步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全民终身发展的关键角色，以“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为理想目标。无论是作为何种角色，都需要在数字中国、数字社会建设的历史时刻对社会需求与服务对象需求进行再审视，借助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及时更新和发展战略框架与组织形态，以适应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从基于广播电视的函授教育、综合录音录像和多媒体光盘的现代教育，到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开放教育，开放教育对技术的依赖使得技术革新成为其发展的原动力，并在技术更迭浪潮中实现了教育组织形态的多次跨越，持续更新了在未来生存中的“入场券”，并获得超越性的发展机遇。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中的在线教育进一步丰富了开放教育的内涵，在实践中论证了开放教育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但同时也发出了对于进一步提升数字韧性和教育质量的呼唤。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之际，不仅要有效弥补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方面的短板，而且要消减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外部冲击所带来的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亟须创新教学模式与运营机制，主动致力于创造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教育新样态，驱动开放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对开放教育“开放”的再认识

“开放”的内涵是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构思和实践的关键。“开放”的本意是释放、解除限制等，同时也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不断发展变化之意。从实践逻辑来看，开放教育是一种教育哲学，旨在以互动和协作的方式使用资源，指导人们生产、分享和积累知识，从而促进学习的广泛通达。但教育的开放性除了理念之外，还取决于开放机制，包括领导力、课程生态、评价体系、服务体系、技术保障等，通过方式、手段、策略等的持续改革和创新，最终形成开放教育的结果，即让更多的人，通过更便捷的方式，享有更多优质且公平的学习机会。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放理念逐渐渗透并体现在教育领域的许多方面，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行动和结果，如开放资源、开放课程、开放学习、开放数据等，同时面向社会，合理合法公开教育资源、服务其他教育内容的获取与使用权限。因此开放教育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对于相对封闭的学校环境而言，开放教育面向教育对象开放空间、资源和环境等，为促进学习者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二是开放教育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的开放，保持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步更迭，同时注重管理和运行机制的不断更新优化以匹配并保持其开放、融合和智联的旨向。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支持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进一步体现，同时，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且较长的过程，其价值的扩张依赖于各类系统的链接，以及在相关场景中数据的获取与分析，而突破时空限制和物理限制以及赋能个体的数字技术改变了系统间的关联方式以及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方式，因此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逐步形成与数字社会、终身学习需求高度适配的开放教育新生态。

（三）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

转型的本意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通过文化、劳动力和技术进行深入且协调一致的转变，优化和转变机构运营、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的过程”（Christopher & McCormack, 2020）。那么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取向是什么？这是明确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关键。

尽管数字技术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前提，但如果仅仅关注技术，将会限制转型的发展甚至将转型推向最底层。如前所述，开放教育中“开放”的核心是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也需要体现于人，即开放教育的服务面向学习者，需求来自于学习者。因此，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是将开放教育从“技术导向”推至“学习者导向”，从过去反向求解技术以适应教育，到未来关注学习者生命周期和学习需求，以此彰显数字化转型的终极价值，即改善技术使用，减少不确定性挑战，促进每个学生的成功。换句话说，需要秉持“需求驱动”的理念。“开放教育”的生存之道是深化开放和创新发展，着眼于开放式创新、社会创新和实践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深化开放、共享和应用发展，进而形成一系列适应数字化社会需求的开放教育资源和在线学习服务。因此，需求驱动的新发展思维将成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未来走向，适需服务将成为未来开放教育的基本功能特征。适需服务的核心是学习者，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使命是通过改善技术使用减少不确定因素挑战，进而真正促进每个学习者的成功。因此，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建立基础，即通过值得信赖的无缝即插即用数字生态系统促进教育公平；二是加强学习，即发展个性化学习，并通过可操作的数据，促进开放教育机构变革；三是成就发展，即了解学习者的情况和成就，跟踪能力发展过程，提供灵活的途径来增加更多的精准性和敏捷性，进而促进学习者获得更高的成就。

（四）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条件与历史机遇

1. 开放教育的支撑技术日趋成熟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掀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浪潮，这些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教育场景中。例如，以技术支持线上线下全场景融通，以数据驱动学习分析和教育管理，以信息联通联动知识网络与语义网络，以服务贯通支持学习活动全过程等，实现开放教育双向交织、无界共享、无缝联通（祝智庭 & 胡姣, 2021）。此外，数字技术不仅会改变开放教育的结果，同时也将改变开放教育的实现过程。例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学习社区，使优质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评估结果的共享与迁移，等等。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产生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对开放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创新和发展的数字技术更加有助于面向全人类、面向全样态、面向全过程的开放教育转型和升级，数字化转型的支撑技术已日趋成熟。

2.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数字化理念正逐步深化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数字化理念正在逐步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识已经达成。鉴于大规模疫情造成的教育中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通过开放教育资源支持学习和知识共享（UNESCO, 2022）。此外，包括开放大学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教育组织追求数字化转型，以使教育教学更具弹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例如，印度创办了全民在线学习数字大学，向全国所有公民开放，旨在帮助人们提升或更新技能（Bharti, 2022）；爱尔兰的都柏林城市大学通过Future Learn平台发布各种在线课程，涉及语言学习、金融科技、国际关系等内容，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更灵活的职业发展与终身学习途径（DCU, 2022）。

3. 技能本位成为开放教育的实用哲学

众所周知，知识、技能常常相提并论，但在日常生活中技能常常有“低阶”“重复性”之嫌，同时在分析认识论中也有不同的对待。事实上，知识、技能、态度是人能力的三维结构。斯坦利和威廉姆森（Stanley & Williamson, 2016）提出，一般来说，技能不仅仅是认知和感知技能，更是一种求知的素质（disposition to know）。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提出了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凸显能力取向、技能本位的理念。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知之不若行之”、陶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等论述闪耀着技能本位光芒。如今，技能不仅是求知的素质，也是创造的素质。因为，知识是公有的，而技能是私有的；知识是海量无限的，而技能是有限可数的；知识获取相对容易，而技能形成比较困难，需要较多情境化练习；知识比较容易遗忘，而技能一旦形成便可长期存在；知识缺口可以随时按需补充，而技能缺口难以短时弥补（祝智庭 & 胡姣, 2022c）。更何况，技能本位教育的新趋势既重视真才实干的“硬技能”，也重视为人处世的“软技能”（Walden University, 2022）。世界银行确定了现代经济所需的三大类技能——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技艺技能（technical skills）和社交与个人行为技能（social and behavioral skills）（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 2018, p.17）。定位到开放教育的学习者，首先是为了生涯发展，技能本位第一重要；其次是兴趣爱好，也大多与技能、技艺相关；最后才是修身与自我超越。同时，技能又可以为开放教育学习者能力发展奠基。技能体现为一种可以跨领域转移的专业知识，是可量化的、标准化的，并为内部流动创建了一种结构，可与知识、行为、态度较好地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可以在某种角色上体现的能力。所以，开放教育应将技能学习与知识学习融合形成互惠的生态，以技能学习带动知识学习、能力发展和态度价值塑造是教育理念创新和认识论革命。事实上，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开放教育，都必须适应当代生活方式和知识创造实践，将普适性的技能教育作为实用哲学，将提高个人技能作为个体充实的与社会和职业需求相适应的能量，并培养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把握方向的个体。技能培养需要精准示范、模拟环境、反复试错和反馈调整，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持续内化并更新发展。因此，所培养的技能需具备社会资源整合以及嵌入工作的特性，这也使得开放教育能够成为技能本位教育的良好实践场。

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推进过程，不仅需要技术保障，更是领导力、课程生态、评价体系、服务体系等开放机制的全方位变革。思维是行动的来源和先导，思维认知的迭代更新是实现智慧化转变、重构开放教育模式的关键。基于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本研究提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五种思维模型：价值成长思维有助于厘清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找准关键行动切入点；“转基因”思维为开放教育注入新的思想力量，并基于此创新开放教育形态；生态发展思维旨在建立全渠道协同的开放教育生态圈，打造核心竞争力；开放创新思维是持续创变的思想源泉，以获得持续创变的核心动力；数字文化思维是稳定内驱力，产生推动机构满足需要的内部动力。这五种思维相互融合、砥砺形成融合创新生态，构成了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新思维。

（一）价值成长思维：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切入点

价值是由需求决定的，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需求是人的发展。无论是高等教育、社区教育还是职后教育，为不同学习者提供适需、便捷、高效的学习服务与支持（贾炜 等, 2022）是开放教育的价值追求。数字技术拓宽了开放教育体系优化发展的价值成长空间，包括形成更具价值的开放教育理念，发展更为灵活的开放教育体系，构建更加多元的开放教育形式，以及创造更好适性服务的开放教育模式。其中，更具价值的开放教育理念是指“以人为本”和“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开放、共享、高效的教育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可以表现为通过数字化转型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促进公平、包容的教育，打造数字化供给体系，完善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精准帮扶弱势群体，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等等。更为灵活的开放教育体系指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和学习方式，进而更好地响应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更加多元的开放教育形式指开放教育需要着力提升育人质量，了解学习者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与现状，以学习者为中心创新教育供给形式，为满足个性化学习中的个体差异提供充分的空间。更好适性服务的开放教育模式指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教学活动状况、学生发展状况、教师教学状况进行数据采集、数据建模和精准分析，实现数据驱动精准服务。以需求作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准确定位和拓宽价值成长空间，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转基因”思维：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教育文化基因”

德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开创者斯普朗格曾说“教育即文化的别名”。与生物遗传进化的过程类似，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是由于文化基因的作用（Dawkins, 1976, pp.1305-1387）。如前所述，数字化转型是“进化”+“创变”的过程，要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三种新的教育文化基因：学为中心，适性发展；需求驱动，开放创新；人机协同，数据赋能。以弹性学制、自定节奏、技能奠基、使命学习为特征的斯坦福开环大学就是转基因设计的典范，通过新基因的植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学为中心，适性发展。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环境下，学习者的变化是唯一的评价标准。适性是适合学习对象的天性和个性，满足学习者需求，促进其充分而全面的发展。为此，学习内容须从以课程为教学单元转变为以概念和技能为学习单元；评价方式须从单一的知识测试拓展到基于能力的实践测试和同行评价；学习方式将更充分地体现多元化、沉浸式、互动式特征；学习指导也将伴随学习者的成长和变化而调整跟进。在上述过程中，技术不再是简单的“搬运工”，而是情境化、随需应变、自我导向、无限定制的学习环境创新的撬动力量。

需求驱动，开放创新。由个人发展、人才市场、国家战略和人类发展四类需求构成的教育需求生态是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个人发展需求关注学习者的兴趣偏好和才能结构，终身学习和生涯幸福是个人发展的终极需求；人才市场需求主要包括对学习者职业技能和岗位胜任力的要求，社会发展使得人才市场需求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国家战略需求体现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和提升竞争实力过程中的核心目标，包括提升国民素质、实现公平优质的教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特需人才等前瞻性战略布局；人类发展需求则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追求绿色、和平、公平、包容、持续发展以及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与全球技能。总之，在需求驱动的定位下，数字时代的教育系统必须机制灵活、开放创新、适需服务。

人机协同，数据赋能。数字环境下人机协同常态的基本思想是优势互补，机器在速度、精度、可伸缩性和量化能力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可以为规模化、个性化提供必要的资料检索、数据分析、问题识别、路径构建等支持，人类可发挥在问题洞察、情绪感知、创造力、智慧启迪等方面的育人专长。此外，精准、个性的规模化需要有数据的支持，数据是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对时间、空间、人物、事件进行“插值运算”，增强系统的柔韧性与适应性，降低外部世界不确定性所隐含的风险，进而实现个性化、规模化赋能。

（三）生态发展思维：开放教育系统的全方位开放性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生态的变革，为实现社会、教育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将生态视角嵌入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学习目标来源和学习内容选择两个维度，开放教育生态可以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1所示。

在可持续的开放教育生态系统中，个人可以通过多种学习形式获得知识、技能、能力和素养，这种开放式的学习生态更加符合人学习成长的规律。按照麦考尔等（McCall et al., 1988）的观点，学习者的学习成长和能力提升有70%通过体验式学习获得，20%通过社交式学习获得，10%通过集中式学习获得。显然，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与学习活动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开放的学习形式，是实现终身学习的有效途径（Rogers, 2004）。然而，目前的开放教育较多关注正规教育和正式学习，即图中的第I象限，在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需要更加充分运用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机会，在第II、III、IV象限中积极作为，进而与第I象限共同构筑未来终身学习体系。

（四）开放创新思维：开放教育持续创变的思想源泉

发展离不开创新，开放是创新的最佳滋养。如图2所示，开放教育需要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外部的创新能力，实现从协创、联创到融创的持续创变，推动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蓄水池”永不枯竭。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要将数字技术融入所有的活动领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开展这些活动的方式。在协同创新阶段，开放教育有效汇聚来自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管理、政策和人才等领域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构成融合创新环境，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养分。环境的创建是联合创新的载体，在这一阶段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各创新主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突破壁垒，紧密联合，构成复杂的网络结构。同时，不同创新主体间的深度合作将孵化出开放教育创新产品和模式，尤其是学校、企业、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融合创新是持续创变的核心动力。在这一阶段开放教育创新产品和模式将在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策略和数字化管理与服务的融合中衍生出开放教育新生态。以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为例，当单一的在线课程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求时，将数字技术与典型的学习范式相融合，创造出基于协作学习的分布式开放协作课程（Distributed Open Collaborative Course, DOCC）、基于探究学习的MOOC（Inquiry-based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iMOOC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MOOC（Project-based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pMOOC）、基于网络的讨论式学习MOOC（Connectivism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cMOOC）等多种类型，构成了基于MOOC生态的开放学习模式。这些都是在MOOC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未来还会持续。

（五）数字文化思维：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稳定内驱力

文化是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统称，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数字文化是高级社会契约，也是数字转型的稳定驱动力。然而文化转型是困难的，因为它不仅要改变人的行为表现，还要改变人的价值观和态度。

深厚的数字文化通常体现在数字工具的使用和数据驱动的决策上，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创新协作上。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字文化：数字转型的驱动力》报告，数字文化的支柱包括开放协作、数据驱动、客户中心和持续创新（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这四个支柱也应当成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思维。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是构建终身学习生态系统，建设学习型社会，因此开放教育机构应积极开展组织协作、跨界协作，与政府、企业、社会等生态系统伙伴融合创新；数据驱动是数字文化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拓宽了开放教育的平台和实施渠道，也让数据采集和分析变得更加便利，利用数据处理分析的结果支持开放教育的实施、管理和决策，充分释放数据的价值；客户中心在开放教育中可具体演绎为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从学习者需求出发，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学习者创造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持续创新指在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要勇于突破既定思维和心理舒适区，尝试新事物和新方法，持续不断地推出和实施新的教育实践，并从中不断获取、吸收、融合、转化，形成动态发展的生态闭环。

数字化转型是以思维创新为引领、行动创新为依托的系统性工程。当前，开放教育产品、流程、服务、模式和组织的复杂性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诸多认知、实践、规划、数据、资源和机制等方面的困难。例如，持观望态度，执行力不强，还未启动真正的实践活动；缺乏转型战略，目标和路径不清晰；数据孤岛和信息孤岛问题严重，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划；资源投入不足，缺乏供给支持；对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概念认识不清，陷入数字技术应用谜团；相关组织机制不清晰，缺乏数字素养和能力。为了更好地满足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各阶段的需求，应对复杂环境带来的挑战，应通过提升数字能力、服务能力、规划能力、管理能力、整合能力和组织能力加快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具体而言，需要做好系统化设计形成战略框架；厘清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变化过程，形成成熟度模型；提升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关键人群的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重新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融合创新。同时，面对外部竞争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需采用敏捷转型法，提高决策和行动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快速响应外部变化，化解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一）架构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

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开展和实施需要清晰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做基础。教育数字化框架作为前瞻性工具，可以指导组织布局规划数字技术（祝智庭 & 胡姣, 2022a）。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框架由终身学习架构、领导力和数字文化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如图3所示。其中，终身学习架构是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指导原则，终身学习是一项关键技能，为转型提供持续动力；领导力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稳定推进和高质量落地的重要保证（祝智庭 等, 2022），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改变组织结构、创造新的收入流、合并现有运营以及定义新的工作流程和运营结构，所有领导者都必须为变革做好准备；数字文化是数字化转型的稳定内驱力，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各创新主体间达成新的文化共识，形成接纳和支持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组织文化。

与此同时，数据资源、数字技术、数字能力和数字空间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支持。数据是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取、发布和利用的信息资源，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基本保障。数字技术赋能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平台等基础设施，能够增强开放教育主体之间的交互，促进数字化业务的应用拓展和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数字能力是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管理者、教师和学习者等应用数字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开展基于数据的决策，是实现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条件。数字空间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载体，基于数据和数字技术将政府、企业、学习者、社会等创新主体连接起来，形成数据流动循环，推动主体间的深度融合（晋浩天, 2020）。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在过程中动态调整，持续优化。

（二）构建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

成熟度模型起源于软件行业，发展于项目管理领域，通常可以直观反映转型的水平和成熟度。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提供了路径指引和实践抓手（祝智庭 & 胡姣, 2022b）。基于成熟度模型开展评价，可以把握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并通过不断复盘确保战略执行的轨道正确和目标达成。

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国家、组织和研究者建立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框架。俄罗斯开发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十级“数字成熟度”指标体系并即将推出高等教育“数字成熟度”测评数字系统（杜岩岩 & 唐晓彤, 2022）。欧盟委员会教育和文化总局基于愿景、文化、进程、技术和数据五个方面推出欧洲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Kampylis et al., 2019）。德勤公司则从用户、策略、技术、操作、组织与文化这五个方面制定了“泛组织数字成熟度模型”，这是一个通用性的成熟度测评框架（Durou, 2019）。艾利等人结合德勤的数字转型评估模型和高等教育过程，提出了适用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的二维框架（AL-Ali & Marks, 2022）。这些模型框架都可以作为构建我国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的参考。

基于促进要素与发展阶段构建组织发展成熟度模型是一种通用做法。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是人的转型，其次是数字技术的转型。其中，技术的转型离不开技术层面、组织层面和环境层面三类因素的影响（Tornatzky & Fleischer, 1990, pp.152-175 ）。据此，可将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促进要素归纳为人员素质、数字技术、系统组织和数字空间四个维度。结合数字革命的三阶段（Betsy, 2020），本研究尝试初步构建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模型，以阐明开放教育组织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如图4所示。

（三）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

人是最活跃、最能动的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要落实到人的数字素质与能力结构上，进而形成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目前国际上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已有较多研究，制定了成熟的能力框架和指标体系，在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数字能力和数字化素养的相关标准以及教育培训实践，如英国的高等教育数字能力框架、欧盟资助L2A联盟研制的教育数据素养能力结构、全球教育智库Holon IQ发布的高等教育数字能力框架、欧盟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世界经济论坛旗下数字智能研究所研制的中小学生数字智商标准等。我国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中也研制了中小学教师信息化教育教学发展框架，提出了伴随性数据采集、创建真实学习情境、基于数据的个别化指导、构建数据分析微模型等数字能力发展要求。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施经验，结合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可知高成熟度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实现主要涉及管理者、教师和学习者等。面向管理者应发展其数字领导力，包括组织领导和技术领导。组织领导包括组织战略、目标管理、人员管理和领导力的塑造和提升等，技术领导包括技术引导、数据治理、数字决策等（祝智庭 & 胡姣, 2022b）。面向教师应发展其专业数字胜任力，包括数据驱动决策力、教学内容表现力、人机协同育人力和数据赋能创造力（魏非 & 祝智庭, 2022）。面向学习者应发展数字生存和数字创造能力，包括信息意识、数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安全素养等（祝智庭 & 胡姣, 2022b）。

（四）研发融合创新的终身学习认证体系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专业发展的方式更加灵活开放，嵌入式学习、体验学习、社交学习、随性学习等非正规学习形式将成为终身学习发展新热点。构建终身学习成果认证机制，赋予非正规学习和正规学习以同等价值，将学习者获得的内隐的、未被承认的学习成果以显性的、经官方认证的形式呈现，对于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许多研究发现以及政策文件均提到，需要迅速解决技能短缺问题，特别是需要通过终身学习来支持数字化转型（Myklebust & Smidt, 2020）。例如，在将终身学习作为了解最新知识以应对行业新需求的北欧国家，北欧工程师协会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科技大学网络NORDTEK与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以研究和规划通过加强终身学习来支持数字化转型（Myklebust & Smidt, 2020）。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终身学习需要更加敏捷、个性化的认证方式（程建钢 等, 2022）。在集腋成裘思维的指引下，微认证、毫学位、微课程和微专业为构建开放取向的学习范式和终身学习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微认证（Micro-credentials）是一种面向成人专业能力的认证方式，通常依据实践成果对特定工作技能进行认证考核，并使用数字徽章作为载体（魏非 等, 2019）；毫学位，又称纳米学位（Nanodegrees），是经过认证的在线教育计划，面向专业技能开展学位课程，通常可以在6~12个月内完成课程学习并获得毫学位证书；微课程是以微视频为主的学习资源包，有具体而明确的学习目标，可独立解决一个问题，学习者观看视频并完成考核即可获得微课程证书，满足了成人学习者碎片化学习的需要；微专业是围绕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养，提炼开设的一组核心课程，学习者完成所有微课程后能够获得微专业证书，整个过程类似高等院校的专业培养模式（王宇, 2018）。在上述创新的终身学习形式中，微认证和毫学位是面向技能的，微课程和微专业指向知识的学位证书，同时他们之间可以灵活转换。例如，多门指向一致的微课程可以构成一个微专业，毫学位可以以微认证为基础。学位证书和技能证书的动态组合可充分满足终身学习体系对开放学习连续性、开放性、灵活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可验证、可积累、可转换的学习成果认证方式，可实现开放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和学历提升认证的有效衔接。目前，已经有不少国际国内高校或教育机构在开展终身学习认证体系的重新构建工作。例如，纽约州立大学推出诸多“可堆叠”（Stackable）的微认证项目，既可以作为独立的能力证书，也可以堆叠成职业资格证书或学位证书（Proctor, 2021）；优达学城在线教育平台设置了一批毫学位项目，并利用导师模式强化学习支持（Udacity, 2022）；华东师范大学（2022）于2022年秋季学期推出了九个微专业项目，旨在培养学生的复合型素养。这些“微型”的认证方式可以有效打通劳动力市场需求、教育领域培养和个体学习者发展三者之间的壁垒，是未来终身教育认证体系发展的重要实践。

数字化转型强调将数字技术融入所有活动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开展这些活动的方式，为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自动化的过程，它关乎技术将如何改变习惯、行为和生活，超越了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神学、心理、法律和环境等所有的界限（MinnaLearn, 2022）。同时，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推动实现教育信息、教育流程的全面数字化，更要促进教育思维和教育生态的数字化，因此可以说是要在创新撬动之下形成教育进化的结果，即“创新”+“进化”，我们可简称为“转型”，这显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命题。同时，教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教育要发挥支持人发展的核心使命就需要教育中的人、资源、环境、机制等要素形成系统性力量，还需要与教育之外的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既需要系统性、结构性的规划支持，也需要创新性、颠覆性的思想引领。本文讨论了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维和路径，既是呼吁开放教育采取行动以充分保持和发挥其优势，也是以开放教育作为代表性对象，力求促进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理念、方法和路径的进一步讨论。

Zhiting Zhu, Fei Wei, Jiao Hu and Shuting Yang

Abstract: Open educ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Open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 for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open education born and gr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should play the leading role. Therefore, what ideas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n education and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open education need to be discussed. This study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mission and valu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open education through the urgency of transformation, the re-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open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new thinking of transformation composed of value growth thinking, transgenic think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hinking, open innovation thinking and digital cultural thinking,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ecology. As for how to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tions,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of agile transformation spanning, and suggests the action paths of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construc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turity model, develop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and developing lifelong learning certific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innov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pen education; integr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nk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tions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信息化促进新时代基础教育公平的研究”（项目编号:18ZDA33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