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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选 等丨共同趋势与建设重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观察
栏目:开放教育 作者: 来源:  时间:2023-07-21 06:18:22 点击:

张民选 等丨共同趋势与建设重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观察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全球议程。联合国呼吁:采取集体行动,共享共同利益。在转型的过程中,全球呈现出共同趋势:各国争先恐后加入转型浪潮;变革剧烈,迭代前行;各国政府通过多轮战略规划积极推动变革。转型过程中的各国都以联通、内容、能力和数字化数据库(3C+1D)为建设重点,同时防范多重风险。在联通建设方面,欧美国家充分发掘政府与市场多方面的资金筹措投资;在内容建设方面,欧盟特别关注数字化内容生产;在能力建设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已经创建了多个版本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框架和网上自评自测工具;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日本努力建设数字化教育数据库。为了预防和应对各类风险,各个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也相继发布了相关文件。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全球行动,澄清全球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建设重点能够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通力合作,打造更好的智慧教育。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智慧教育;教育变革;全球观察


一、

引言


2022年9月,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非同寻常地组织召开了“教育变革峰会”。峰会呼吁:为了应对全球多重交织的危机,国际社会必须形成共识,并采取紧急的政治行动,转型教育,以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建人类和平繁荣的未来(United Nations, 2022)。峰会着重强调五大行动:学习、学校、教师、数字学习和教育财政。作为联合国的政治行动,教育的变革当然需要各国的财政支持与保障,还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渠道融资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转型,但国际社会更寄希望于“数字革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教育峰会的《愿景声明》中提出要“利用数字革命服务公共教育”,“数字革命将能成为确保优质全民教育以及转变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式最有力的工具之一”(United Nations, 2022)。峰会还发布了多份重要文献,如《确保和提高全民公共数字化学习质量行动倡议》,希望帮助各国加强创建数字化学习平台,规划最佳路线,建立国际新规,指导平台良性发展,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UN Secretary-General, 2023)。

作为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全球发展倡议的倡导者和全球教育治理的参与者,我国也十分重视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更重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并向全世界宣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习近平, 2022)。我国也在教育变革峰会上给出了中国教育变革的承诺,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丰富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构建广泛开放的学习环境,加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习平台资源共享,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元化学习需求。推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加快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UNESCO, 2022a)。虽然全球都在呼吁教育数字化转型,并倡导相关政策和标准,各国、各国际组织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目前尚没有一项综合研究对全球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建设重点进行全面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深入分析全面总结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同趋势和建设重点,为相关利益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

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同趋势


数字化正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教育数字化正在成为全球的共同行动。在这一进程中,全球出现了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共同趋势。

(一)国际组织倡导,各国争先恐后

早在“教育变革峰会”前,各国际组织都已介入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推出一系列文献,形成共同议程和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90年代就在专司教育、科学和文化之责以外,增设了负责通信技术事务的助理总干事和相应的研究管理部门。2008年编制了《教师信息技术标准》等一系列信息技术标准,还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了“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推动和指导各国政府编制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规划,又发布了《教育信息通讯政策与规划编制指南》(UNESCO, 2022b)。世界银行也于2020年发布了《人际连接再构想:世界银行的教育科技与创新》,提出了教育数字化可行的五项原则和教育数字化取向(World Bank, 2020)。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于2019年发布了《2019经合组织技能战略》,旨在支持其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加强技能系统,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定义当今和未来学习者所需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OECD, 2019)。欧盟2020年发布了《数字化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提出了欧洲高质量、包容和无障碍数字化教育的共同愿景,支持成员国的教育和培训系统适应数字时代(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国家都争先恐后投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美国2017年发布了《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重新构想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7)。英国教育部2019年发布战略报告《释放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面向教育提供者和技术行业的战略》(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9),2022年发布《英国教育技术的未来机遇》,在当前全球创新的基础上探索教育技术在英国的发展方式(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22)。法国2015年发布《教育数字化计划》(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a Jeunesse, 2015),又于2023年1月发布《数字教育战略2023—2027》,旨在加强学生的数字技能,并加速使用数字工具促进学生成功(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de la Jeunesse, 2023)。德国2016年推出“数字型知识社会”的教育战略并发布“数字世界中的教育”战略,以回应“工业4.0”的要求,提出了“数字化教育世界2030”的总体战略目标;2019年德国联邦政府为学校制定了“数字公约”,规划和指导学校数字化转型政策(王姝莉 等, 2022)。日本2019年发布“GIGA School”构想计划,确立“为每个学生配备一台计算机”的目标(郑亦成, 2020)。俄罗斯联邦政府2016年批准“现代数字教育环境建设项目(2016—2025年)”成为教育领域的优先项目(严丹 & 赵宏媚, 2019),2019年俄总统普京签署《2030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武坤琳 & 葛悦涛, 2020)。新加坡政府于2006年提出“智慧国2015计划”,2014年又提出升级版“智能国2025计划”,并于2020年发布了《数字服务计划及标准》(胡税根 & 杨竞楠, 2019)。

利用数字技术引领教育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受到各国际组织的重视,他们竞相推出一系列政策、标准和行动计划,支持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改善教育质量。各国政府也都意识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并不断制定相关政策、更新相应举措。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条全球性的赛道,已成为各国、各国际组织教育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

(二)变革剧烈,迭代前行

众多国际组织、多国政府和专家学者都把教育的信息化、数字化转型视为一个历史进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相关发展异常迅速、迭代变革加剧、进程仍在继续。专家学者和各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使用的词汇迅速变化、层出不穷,折射出变化之剧烈,迭代之频繁。在教育界内部,专家最早使用的相关术语是“影像教育”(film education),接着使用“广播电视教育”(broadcast & TV education)、“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aid teaching)、“信息技术教育”(ICT in education)、“电子学习”(eLearning)、“智能教育”(smart education),现在又改用“数字教育”(digital education)、“人工智能教育”(AI education)、“元宇宙教育”(Metaverse education)。信息技术变革方兴未艾,随着ChatGPT的问世,接下来是否还会用“开放人工智能教育”(Open AI education)这样的术语?可以肯定的是,教育数字化进程目前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说,还处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可期。

词语的变化也反映出新兴信息技术的更新、叠加。人们从关注演示技术、传输技术,到关注巨量信息传输和互动传输,再到今日融汇算法算力、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在基础建设重点方面,从关注记录演示设施、传输网络基建,到关注设备无线联通、泛在佩戴设施,再到多模态内容生产、数字场景生态建设。

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动方案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迭代趋势。除了前面提到的新加坡,欧盟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多用术语“ICT in education”。从21世纪开始,欧盟使用“eLearning”,如《电子学习行动计划2000》《电子学习创新2001—2003》(European Commission, 2003)。到了2014年,“smart”一词在欧盟文献中出现了,如《伊拉斯谟+项目》开始强调“智慧”(smart)和“开放”(open),欧盟希望教育是智慧的,而且教育和学习资源也应该是开放的(European Commission, 2013)。但是,“smart”和“open”怎么实现呢?离不开数字(digital)技术。2018年,欧盟发布了第一份《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18)》(European Commission, 2018),并于2020年发布了报告《数字化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教育技术名词的每一次变化都代表着教育技术的一次革新和升级,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教育信息化、数字化转型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同时也意味着教育数字化的进一步推进。各国政府和各相关机构也通过教育技术名词的迭代,不断更新和调整政策与行动方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和挑战。

(三)政府战略规划,整体布局发展

为了实现教育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为了使本国教育数字化进程占据先发地位,或者至少紧跟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多轮次规划布局,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于1996年、2000年、2004年、2010年、2016年、2017年先后发布了6轮《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而每一份都强调了若干发展重点(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3)。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第一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即“NETP1”,其全称为《让美国学生为21世纪做好准备:迎接技术素养的挑战》,强调加强教育信息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在21世纪来临前让95%以上的学校和教室联网,以便学生能够面对信息技术的挑战。2000年公布的“NETP2”则强调推进学生电子学习(eLearning)。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发布“NETP3”,希冀以网络学习和虚拟学校实现美国教育的黄金发展期。2010年出台的“NETP4”第一次提出“技术助力学习、变革美国教育”的口号,要求建立完整的智能教育技术体系(smart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包括促进教学资源获得、个性化学习以及技术支撑的教育评价,为此要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技术与内容的生产力,这就为MOOC迅速席卷全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发展条件。2016年美国发布“NETP5”,要求重新构想教育技术的功能,关注技术领导力的作用。2017年,第六份“NETP计划”颁发,提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概念,要求实现教育信息数字化、流程数字化和体制数字化,并在教育、生产、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推进实现学生数字化、教师数字化、学校数字化和体制数字化。该计划提出,数字化不仅意味着要把教育资源传输到每个人,而且要让教育和学习资源适合每个人的学习。

日本是第二个例子。1985年,日本第一次提出信息化,这一年成为“日本教育信息化元年”。日本随后采用的术语有“e-Japan 2000”“u-Japan 2004—2010”和“i-Japan2009—2015”。到了2016年,日本政府开始用“社会5.0”( Society 5.0)的概念,其内涵是建设“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高度融合的超智能社会(smart society)”。为了在教育中贯彻实现社会5.0,日本文部省2017年颁发了《面向教育数字化改革的五年计划2018—2022》,设定学校信息化环境的建设目标为:①学生每人一台终端设备;②教师人手一台终端设备;③所有教室配置大型实物投影仪和AR智能眼镜;④校园内超高速网络以及无线网络全覆盖;⑤建立统一的校务支援系统;⑥每四所学校配置一名信息指导员;⑦实现教科书数字化和学习个别化,以进一步落实GIGA(Global and Innovation Gateway for All)学校构想“全球和全民创新之路”,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多轮次的整体战略规划,以确保计划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各国政府需要不断地修正和完善整体规划,以应对新的技术发展,适应新的教育趋势和需求,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整体目标。


三、

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建设重点:3C+1D+1R


联合国认为,要在各国实现数字技术效能最大化,让数字技术变为友好的、公共的、所有人都能共享的资源,首先要重点关注 “联通”(Connectivity)、“内容”(Contents)和“能力”(Capacity)建设,即关注“3C”建设。其次,各国际组织和各国也都强调要使教育能适应和服务每位学习者,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数字化数据库(Digital Database),即建立“1D”。最后,大家也都意识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风险(Risks)是真实存在的,需要平衡教育、技术、社会、伦理等各方面的利益,警惕教育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管控“1R”。

(一)联通建设

关于“联通”建设,联合国教育转型峰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强调,要涵盖网络、平台和终端三个方面的建设。在网络建设方面,发达国家普遍为学校提供了4G-千兆网络,并向着5G和6G前进;在平台建设方面,各国已从网讯基站、广播电视、网络平台向虚拟场景、泛在环境发展;在终端建设方面,已出现校校通、班班通、家家有、家家通、人人有、人人通等各种终端应用。

联通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建需要巨量投资,但不投资所造成的代价可能比投资大得多。许多国家通过法律来解决资金筹措的问题,也有许多国家运用风险资金和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通过国际合作使世界各国所产出的产品能够成为各国可以分享的资源。欧美各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资金。渠道之一,作为新兴和国家安全产业的政府立法投资。美国2007年通过《竞争法》,准许在未来三年提供430亿美元促进教育信息化与科技创新(中国科学院, 2007);2022年再次通过《美国竞争法》,投入1,600亿美元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22)。渠道之二,设立公共基金,鼓励高校、机构和企业提出项目,获得批准与资金,生产所需产品。其中:“伊拉斯谟+”项目2021—2027年的财政预算是262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2023a);“欧洲地平线”项目拨款近千亿欧元,在2021—2027年间重点资助基础研究、创新和社会重大问题三个领域的发展(European Commission, 2023b);协助欧盟进行疫情后重建的工具“下一代欧盟”获批7,500亿欧元,并在2021—2027年间实施(王砚峰, 2020)。渠道之三,政府列出产品需求,企业机构生产,政府购买服务。例如:欧盟设立了“互动开放在线技能项目”,研究机构和企业可以生产数字教学内容,欧盟各国政府购买后供高中生使用,还有“微证书”课程与Europass(管理学习和职业生涯的平台)(European Commission, 2023c; 2023d)。渠道之四,市场投资/机构研发,大学/个人/政府购买。其中典型的有卡内基学习公司的Mathias、纽顿公司的Alta,尤其值得一提的是Discovery Education公司的Techbook(Discovery Education, 2023),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有500万教师和5,000多万学生在使用。

(二)内容建设

关于“内容”建设,教育转型峰会提出未来的教育内容和学习资源应该比现有的教科书(textbooks)更加广泛,学习资源应该是开放免费的、所有人都能够获取的且每个人都可以存储与分享的,特别是,学习资源应该是个性化的,且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或样式。各国都非常关注数字化内容建设,疫情下MOOC(授课视频)类线上课程的大量生产和广泛运用保证了各国的“停课不停学”。日本、欧盟非常关注数字化教材,中国也创建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使“中国大学MOOC”提供的数千门课程人人、时时、处处可学。

作为欧洲近30个国家的共同体,欧盟在持续关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特别关注教育内容建设,即个性化学习资源的生产。欧盟并不满足于将教师授课搬上荧屏、将纸质教材变成电子教材。欧洲学者认为,这只是狭义的“教育信息化”,只是从学校的物理空间经过电信技术将资源传输给了学习者。数字化的核心优势在于经过供方“算法”加工,在自动捕获数据、清洗分析数据、做出多维预判和精准投送后,使教育教学的过程和内容更加适合教学者和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为建设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规划2021—2027》设立的第三项行动是“制定欧洲数字化教育内容框架”(European Commission, 2020)。未来的数字化教育内容或学习资源将更具创意、更引人投入,更具交互性、多语言性,并以多种形态呈现。新的技术发展,如人工智能(AI)、虚拟沉浸现实技术(VR)、人工增强现实技术(AR)等,将帮助人们以新的方式提供教育和学习内容。AI已经成为一个涵盖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等一系列不同技术的总称。AI技术可以执行与人类大脑有关的认知任务,特别是学习和问题解决。利用AI技术可以实现学习网络编排和个性化课程推荐。例如纽顿公司的“alta系统”,其中每个科目包含一个对应的领域模型、开放的教育资源、可选择的学习目标,以及能够体现目标和内容之间关系的语义网络(知识图谱)。学生掌握了前面的学习目标,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目标的学习(韦恩·霍姆斯 等, 2021)。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在学生无法进入的特殊环境中促进沉浸式和交互式学习。VR与AR技术能够创造完全虚构的世界,在数字故事中工作的学习者可以进行可视化和情境化学习。例如,世界银行的EVOKE游戏邀请玩家参与设计社会创新干预措施,支持批判性反思、协作和创造等21世纪技能以及好奇心、同理心和慷慨等社会情感技能的发展(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22)。

(三)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主要涉及数字教育标准建设、教师能力建设、学校能力建设。数字教育标准建设包括政府评价标准、学校评价标准、数字课程标准、教师评价标准和学生评价标准。教师能力建设包括教师信息-数字素养框架,如欧盟的《教育者数字能力框架》(Redecker, 2017)、UNESCO的《教师ICT能力框架》(UNESCO, 2018),还包括教师信息-数字素养培训与自评。学校能力建设包括学校信息-数字评价框架,涉及校领导、教师、学生多维度评价。

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深知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建设成为关注的焦点。经合组织在PISA和TALIS调查中都检测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的频度和情况,考察教师是否能掌握信息技术、乐意使用信息技术并能教会学生在学习中运用信息技术,即将IT、AI作为学习助手去解决复杂问题。测评结果显示:上海教师在应用信息技术方面并无优势。TALIS 2013调查了“每周让学生用ICT技术完成作业”的情况,国际平均水平为52.7%,上海教师平均水平为24.3%;TALIS 2018调查了“每周让学生用ICT技术完成项目”的情况,国际平均水平为68.2%,上海教师平均水平为36.4%(梁茜, 2020)。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后,各国对线上教育的期待有了质的飞跃,纷纷以其来保证“停课不停学”。然而,欧美和日本已经有数据表明,人们对网上授课的满意度已经下降,疫情后我们似乎又重回传统教育教学。这虽然揭示出教师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回到过去,那就没有“smart education”,谈不上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教育转型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似乎应该是:在过往大数据的基础上,经过算法的判断,使教育信息技术能够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精准、多模态学习资源,推动教育的因材施教,即所谓“智慧教育”(如图1所示)。加强教师的信心和能力建设,把数字技术与教师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让人机产生互动,让人机的技术能够融合,这是最重要的。因此,输送信息、算法支持的材料如何来自教师和学生?这是关键。如果没有教师和学生的理念、内容和数据,人工技术的优势也将难以实现。同时,如果有了这些内容,教师也不会无事可干或被取代,而是可以掌握这些工具,认识学生个体的差异;如果机器的数据和判断建立在过往经验的基础之上,那么教师作为智慧的人更能够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和判断。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对学生进行社会性和情感性支持,这是孩子们愿意到学校学习的原因和教师可以帮到学生的优势。另外,与数字技术和机器人相比,教师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这就是教师还能够综合运用数字资源和其他资源。因此,让教师了解人与机器各自的优势,培养教师的人机交互能力,充分融合运用人与数字技术各自的优势,这些对未来的数字建设和智慧教育来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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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数字素养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编制了《教师信息通信技术素养标准》(2013再版,2018年新版),其中包括6大应用领域(政策与愿景领域、课程与评估领域、教学领域、信息通信领域、组织管理领域、教师专业发展领域)、3大阶段(基础技术、知识深化、知识创新)的18项能力(UNESCO, 2018)。欧盟也已经在“数字能力框架指南”的基础上,于2021年研发了一套名为SELFIE的数字化教育自我评价工具,供学校、教师和学生自测自评使用。其教师自评问卷涉及6个领域、32项指标以及教师基础数据(如表1所示)(Economou, 2022)。每个领域又分为6种熟练水平。教师通过网上自测,也可获得可视化分析报告,该报告还会提出若干建议。欧盟希望到2027年完成所有成员国教师的测评。


表1 教师自评问卷(SELFIE for TEACHERS)领域和指标


(四)数据库建设

教育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据库建设,它可以为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决策提供更准确、更实时、更科学的数据支持,更好地服务学生和教师的发展需求。需要强调的是,数据库并非以往一对一的数据库,而是数字化、便于生成的数据库。要想实现个性化,就要考虑每个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进度和需要。个性化的实现取决于数据量的积累,数字化的数据库不仅拥有巨量数据,而且经算法加工具有巨大的生成力,以适应不同个体的需要和应用。因此,在实现了教学资源(如MOOC)的远程输送后建设数字化数据库成为关键。政府需要建构学生、教师、学校的数据库,用于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并进一步用于教育标准开发、资源开发与教育评价。商业与研究机构也要建构用户数据库,做好数据的收集、储存、分析,并将其用于教育资源开发。

如果说普通的数据库仅仅收集某类数据以支持某一意图的数据查询和统计,并仅在特定单一的系统内部使用,那么数字化数据库则是一个系统,在计算机中存储、组织和管理数据的结构化集合,支持复杂的数据挖掘和分析,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网络技术与其他系统共享数据。数字化数据库是数字化教育内容、个性化电子学习和系统化教育治理的基础。日本政府强烈担忧信息技术风险,同时极力主张开发教育内容、为学生提供个别化教育与学习资源,以促进学生认知发展,让学生获得社会情意支持。因此,日本找准了数字化转型中的一个关键,即“建设数字化教育数据库”。日本学校教育信息系统已经远超学校办公系统,成为自动采集生成学生学习日志和教师教学史的系统——全日本教育与学习数据收集、分析与画像系统(如图2所示),其中包括多个系统,如数字教科书、AI应用、考试系统(MEXCBT)、MOOC等开放教育系统以及学校教务系统。将这些系统按照统一的接口标准(Experience API, xAPI)汇集到学校统一的学习数据库(Learning Record Store, LRS)是关键,各系统日志遵守统一的技术规格,且数据和单元代码需经过标准化处理。学校LRS数据既可支持学校教师为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指导,其经过匿名加工后又可支持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验证传统教学法,开发新的教学法。此外,这些数据可同时服务于数字教材和多样态学习资源的开发和政府对学校的监测。政府能够为开发机构提供数据资源,让课程教材、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开发建立在数据算法之上。政府和监管机构也能方便地保护学生、保护师生隐私,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开发商的数据攫取带来的长期风险(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3)。

图2 日本学校教育数字化信息系统


(五)多重风险管控

信息革命和数字革命是否会带来风险?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表态看,答案是肯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醒:“在未来三十年中,必须对数字变革造成的伦理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从各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文献看,信息技术和数字革命带来的风险可能既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比如仍然有较大人群难以获得信息资源,国家、地区和群体间存在数字鸿沟),教育变革峰会就告诫说“数字化也会扩大不平等”,也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如隐私侵犯、网络欺凌、学术道德等问题),还会涉及社会安全问题(如网络安全、仇恨言论、歧视阴谋问题)。在教育领域,还可能带来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包括抄袭作弊、网络成瘾,甚至造成“放弃对人类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和社会情感的培养”等问题。为了防止和应对各类风险,各国际组织和各国已经相继发布相关文件,如欧盟2022年颁布《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的伦理准则》(European Commission, 2022),英国2018年颁布《数据保护法》暨《信息分享指南》(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3年颁布《互联网促进信任》(UNESCO, 2023)。

ChatGPT引发了各界的热议,人们在惊叹于人工智能算法算力发展迅猛的同时,更担心其对教育的颠覆、对基础任务型工作岗位的替代、对人类观念的冲击。禁止还是拥抱?学界兴起了各种讨论。虽然目前ChatGPT还存在信息不准确和偏见等问题,但大部分专家和学者还是对其重塑教育的潜力持乐观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禁止使用ChatGPT等人工智能产品并不明智,教会师生合乎道德且有效地使用才是关键。技术在蕴藏巨大解放潜力的同时,也带来巨大风险。专家们开始提醒大家要警觉ChatGPT可能带来的知识异化、学生主体性异化、教学过程异化、数字伦理、数字教育治理等各种风险(周洪宇 & 李宇阳, 2023)。技术是“双刃剑”,面对新技术浪潮我们要化冲击为契机,提前干预和控制风险,实现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


四、

结语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全球行动,正如经合组织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所宣称的,全世界的教育体系正在快速地经历数字教育转型,这是一个全新的竞赛,要想在其中取得优秀成绩就需要通力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总结共性与特点,通过合作来打造更好的智慧教育。大会上发布的《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总结了中国智慧教育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数字时代核心理念、体系结构、教学范式、教育内容、教育治理五个维度的教育新形态。教育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教育新形态的前提,通过联通建设、数字内容建设、数字能力建设和数据库建设可实现个人最优目标和社会发展最优目标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不是中心,技术支持下的学习活动才是中心。人工智能不能剥夺人的权利,而应该服务于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让教师产生更多的灵感和更好的想法,并快速推广到教学环境当中。好的技术不应该是分散的,需要被整合起来,让广大教师参与其中,共同开创一个友好的学习环境。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除了要积极进行数字能力建设,还要主动应对多重风险,进行积极管控,同时特别关注学生的数字素养。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才能适应教育的数字化变革。面对信息爆炸的平台,学生能不能辨别哪些信息是真实可靠的?在使用数字技术时,学生是否具备数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除了被动地消费数字内容外,学生是否能积极地创建内容来参与社交和学习,成为一个合格的数字公民?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全球教育领域最为重要的变革之一,覆盖面广、影响深远,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需要全球教育界、政府、企业等各方人士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