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发表了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系列重要论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如何避免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的“老路”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从方法论层面来反思和探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时代使命。
关于如何定义和认识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源于西方学者的方法论原型。一是美国学者布鲁贝克的方法论，即就大学定义大学——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强调大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二是英国学者阿什比的方法论，即在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定义大学——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所谓遗传，即大学的传统，它赋予大学以“生物性”；所谓环境，即大学所处的外部环境，它赋予大学以环境(社会)适应性。其话语隐喻是，大学就像生物体一样，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自然生长的。布鲁贝克和阿什比所确立的世界一流大学方法论原型，都是以西方大学为范型的。
这两种方法论原型，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在知识论取向的世界一流大学观支配下，立足西方大学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大学的普遍性知识理想、大学对人类的知识贡献、人才培养的超国家标准等来描述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揭示世界一流大学成长和发展的规律，由此构造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统一的世界一流大学模式和评价标准，并通过采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等概念和工具，将西方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理念、模式和评价标准推向全球，对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二战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国际化”，事实上成为“高等教育西方化”“大学欧美化”的代名词。
其实，“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概念。1998年5月，我国正式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又称“985工程”)。江泽民同志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需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我国是世界上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最早也最为集中的国家，我国学者最初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大多是将西方国家的“研究密集型”研究型大学默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并以之为原型，来描述“世界一流大学怎么样”。即先按照缄默标准确定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然后再来研究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这种缄默标准，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西方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理念、模式和评价标准的高度认同。
我国学者还开展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的研究，这一研究虽然源于“我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到底有多远”这一问题，但在世界上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学评价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世界上的主要大学排行榜，由只是针对某国和某区域的大学进行排行，转变为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大学进行排行；二是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大学开始对照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指标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甚至在实施“985工程”二期建设计划时，有关主管部门曾要求每所“985高校”都要对标一所西方一流大学，要求以西方一流大学为标杆来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开展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中西方大学的“差异”，变成了中西方大学的“差距”，并且只关注差距，而忽视差异。这些年来，人们在国内大学评价中一直呼吁开展“分类评价”，但在世界范围内评价我国世界一流大学时，面对不同国家这种最大最明显的“类别”，却鲜有“分类评价”的意识。这说明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统一性标准和模式的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况且“世界一流大学”概念，本身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概念。为什么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却广泛认同和采用西方大学的标准和模式？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观，曾遭到人文学者的质疑和批判。1998年，涂又光先生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提出了大学本土化问题。他认为，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应该办“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办“在中国的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西方教会组织在中国所办的教会大学，就只是办在中国的大学，而不是中国的大学。只要我们思考一下“大学为谁服务”，看一看大学“为谁培养人”，那么，大学是“办在中国的大学”还是“中国的大学”，结论就一目了然了。
杜维明先生在浙江大学发表有关人文教育与大学灵魂的演讲时，批判了单纯以量化指标作为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标准的观点和做法。他认为大学的“影响”，特别是大学对于本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无法量化。如马来亚大学对于马来西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对于日本，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对于韩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新加坡，这些大学对于本国的影响力，远远比美国常青藤所有大学加起来对美国的影响力都要大，但是它不能量化。以北京大学为例。蔡元培长校时期的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对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而且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北京大学算不算世界一流大学？蔡元培算不算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恐怕在世界范围内，认为北京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蔡元培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的人并不多。
除了大学对于本国的影响之外，大学所生产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也非常重要，但它也不能量化。显而易见，大学所生产的体现民族国家特色的、为民族国家的人民所珍爱和享用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和知识，是不能忽视的。试想一下，难道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只是表现为那些能够量化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吗？难道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进步是凭空出现的，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吗？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斯·韦伯所阐释和论证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难道中国的现代化能够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吗？将它们排除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之外，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理念、模式、评价标准存在的最大问题，而问题的本质，是其世界一流大学方法论存在重大缺陷。
2.实现世界一流大学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方法论缺陷，最根本的是“西方”方法论本身的缺陷。世界一流大学的“西方”方法论，立足西方大学原型，基于大学对无国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追求，强调大学是一种具有人类性的“知识性存在”，而忽视大学是一种具有民族国家文化特点的“国家性存在”。总体来说，这种方法论是一种缺乏时空意义的方法论。就大学存在的时间维度而言，今日之大学已经与中世纪大学有了本质性不同。随着时代发展，大学已由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就大学存在的空间维度而言，大学已经由中世纪时期寄居于城镇一角，且能够自由迁徙的学者行会，进入到民族国家疆域之内，成为“国家的”大学。
由此看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方法论的根本转变成为必然——需要从就大学论大学的点状思维，向大学存在的立体时空思维转变，在大学传统、大学的时代性、大学的民族性所构成的三维空间中重新定义世界一流大学。大学传统的维度，关照的是大学传统与大学变革的关系。大学传统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影响大学变革的无形力量，关系到大学对外部环境变革的选择性适应。大学的时代性维度，关照的是大学与时代的关系。一方面，大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塑造了大学、赋予大学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大学又与时俱进，回馈时代，促进时代变革。大学的民族性维度，关照的是大学与民族国家文化的关系。一方面，大学生长在民族国家文化的土壤和环境中，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所塑造；另一方面，大学立足民族国家文化，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并不存在超越时代和民族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者行会”的西欧中世纪大学，在特定文化和具体环境下，形成了促进知识进步和学术发展的大学传统，这种大学传统，因为知识和学术的普遍性而使大学的理念和使命具有某种普遍性。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大学仍然继承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大学传统。这是今天我们能够谈论、描述和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知识和学术的普遍性和人类性，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最大公约数”。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世界”，除了在水平上是“世界级的”之外，还具有标志大学所追求的知识和学术“属于世界”“属于人类”的意义。“大学的确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组织，不仅大学中的知识和学术具有世界主义特性——知识和学术是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文明成果，而且大学的理想和抱负也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特性——大学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是人类公器，通过科技和价值观教育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
但大学从来都不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学者王国”和“学者共同体”。中世纪大学在大一统的欧洲分裂和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出现了大学的民族国家化和大学职能的根本性转向。尤其是在大学进入社会的中心，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之后，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大学系统的改造和管控。如，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关闭了所有中世纪大学，建立起多种专门学院和理工科学院；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不但通过皇家委员会一系列的调查报告推动牛津、剑桥的改革，而且还采用立法形式来巩固改革成果。1852年，皇家委员会的连续几份报告冲破了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确立了政府对于这两所大学的干预权”，通过促成《1854年牛津大学法案》和《1856年剑桥大学法案》，使得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典大学在19世纪70年代终于接纳了现代科技。同样是在19世纪中叶，德国政府绕过柏林大学，新建了工科大学和多种专门学院，以使大学系统适应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1861年，美国通过颁布《莫里尔法案》，建设和发展农工类“社会服务型”大学，不仅拓展了大学的社会职能，而且开辟了大学发展的新形态和新阶段。冷战结束以后，“高等教育的国家控制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各国又把重点转移到经济竞争领域中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竞争其实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这无疑只能加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强力控制”。在乌利希·泰希勒看来，高等学校在19和20世纪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的特征。这就是说，现代大学已经成为“国家的”大学，大学的知识和学术追求遭遇到具体的民族国家情境和环境，使得大学的“脑子”在普遍知识，但“身子”却在民族国家之中。现代大学虽然仍然以生产和传播普遍性知识作为使命，但它不得不立足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来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对此，克拉克·克尔指出：高等教育被赋予诸多国家目的——服务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发展民族身份、扮演“社会良知”角色并引领民众精神生活。由于“大学身处民族国家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世界中”，从而“知识中的普遍主义为教育中的民族主义所取代”。
从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来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将培养世俗人才作为大学的根本职能，大学由此开始将培养世俗人才作为与促进知识生产和学术进步同等重要的使命。在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中，人才培养目标居于核心地位。如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大学，提出了培养世俗人才和“新人”的目标，进而提出要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培养“新人”。在现代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涵盖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内容。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在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上具有相似性甚至具有共同性内涵，但在素质目标上却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和文化特色。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受大学教育的目的支配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既体现时代特征，又受到民族文化和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特征。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兼具时代性和民族性内涵的，都是基于民族性内涵来体现时代性内涵的，不可能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文化的人才培养目标。
相较于西方世界一流大学，我国世界一流大学有着诸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大学与西方大学的基因性差异，这决定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特殊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第一，特殊的大学起源。与西方国家的大学起源于学者行会不同，中国近现代大学有着极为特殊的起源——起源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将我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和奋发图强的复兴梦。这是理解中国现代化和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关键背景。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一批有识之士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构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器卫道”的大变局应对方案。在这一应对方案指导下，我国的近代化过程经历了学习技术、引进制度、革新文化的艰难探索历程。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自强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军事、经济、实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奠基性作用，促使中国教育开始了重大改革，如派遣留美幼童，创办京师同文馆，废除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创办洋务自强学堂等。正是在洋务自强运动中诞生的洋务学堂，成为中国近现代大学的肇始和开端。“建立近现代大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挽民族国家于既倒’之总体应对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中国近现代大学的特殊起源，决定了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根本差异，塑造了中国大学的特殊基因和基本性格。
第二，特殊的大学使命。中国近现代大学的特殊起源，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大学不可能像西方大学那样，只是以知识生产和学术发展为己任，而是担负着促进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强盛的使命和功能期待。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追求。我国的近现代大学，主要是国家举办的，大学因此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国家目的——大学必须服务于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这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大学的产生，是以“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而不是以“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为主导的，大学主要是因国家使命而生的，而不只是因知识和学术使命而生的。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大学，一直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洋溢着追赶世界一流的激情，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其间虽在建设和发展道路上经历了曲折过程，但大学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复兴和实现国家强盛的使命一直没有改变。
第三，特殊的形成方式。中国近现代大学不是中国古代大学的自然延续，而是先有“功能期待”和“图纸”，通过使命引领和目的优先“建设”出来的。“建设”意味着政府是大学的规划者和举办者，是大学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如洋务学堂总体上是由政府或洋务派官员所办；民国时期的大学，其主体是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并且不少私立大学后来都改造成为国立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接管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200余所大学，并对其进行了彻底改造。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根据新中国建设发展的需要，借鉴“苏联模式”，通过撤并、重组、新建等具体方式，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院系调整除了发展师范教育之外，着重建设了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按照国民经济部门来分类的“部门大学”，形成了部门办学体制。这种部门办学体制，一直到20世纪末期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时才得以改变。由此可见，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形成方式，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由学者行会渐进演变而来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大学，主要是以大学自身为主体，通过调适大学传统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渐进成长发展的；我国的大学，主要是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建设”出来的。
第四，特殊的大学制度。大学制度主要涉及国家层面的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大学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层面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中国大学的特殊起源、特殊使命和特殊形成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大学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的根本差异。新中国的大学制度，在经历了艰难选择和曲折发展后，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在大学的外部制度方面，我国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事业，将大学作为事业单位来管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举办大学、政府管理大学的高等教育领导、举办和管理体制。通过协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扩大社会参与，统筹协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在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我国形成了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框架。当前，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主要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和落实大学自主权，协调和平衡好政府计划与市场调节两种机制的关系，促进高等教育治理由类市场化治理向准市场化治理转变。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的多元性，总体上是由大学制度的多元性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是沟通大学内外部关系的枢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在大学制度层面的反映。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决定了大学制度的多元性，从而决定了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的多元性。
考察世界一流大学成长发展史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和行动，可以发现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是自然成长型发展模式。这种类型的发展模式，主要以大学自身为主体，遵循知识发展逻辑自然成长和发展。高等教育学术界主要从大学自身的特征来对其进行描述，如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拥有大师级学者、培养了一流的学生、取得了重大科技成果和思想成果、拥有多元化经费来源和充足的办学经费、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声誉、自主的内部管理、学术自由氛围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是其典型代表。第二种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这种类型的发展模式，也是以大学自身为主体，大学在与外部社会需求的相互适应和满足中成长发展。高等教育学术界主要从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对其进行描述，如充分发挥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具有很强的适应社会变革和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满足多元社会需求的能力强、从社会和市场吸纳的资源多等。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威斯康星大学，是其典型代表。第三种是国家规划型发展模式。这种类型的发展模式，主要以国家为主体，通过国家规划和设计，集中所有资源，来建设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高等教育学术界主要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来对其进行描述，如一般是所在国家的第一所近现代大学、具有国家目的优先等基本特点、担负着强烈的国家使命和功能期待、服务国家现代化的能力强、为国家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具有大量的政府投资和集中的一流人才等。柏林大学、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其典型代表。
值得指出的是，三种类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迭代升级关系。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虽然以“自然成长型”为基础，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迭代升级，但通过国家和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使大学服务于国家目的，也是其发展模式的一种重要特征。如二战时期美国研究型大学承担了极其重要的国家军事科研任务，这在使美国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目的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大学自身的学科发展水平和科研能力，从而奠定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显然属于“国家规划型”发展模式。我国是在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已经产生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格局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因此，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避免步入“依附发展陷阱”，二是如何克服“示范效应”。所谓“依附发展陷阱”，就是丧失大学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能依附西方知识体系和大学体系发展，沦为西方知识生产体系和大学体系的附庸；所谓“示范效应”，是指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评价标准等所产生的无形的但具有强制性的“示范作用”，从而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理念钳制、模式复制、道路锁定、标准控制，只能成为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跟随者和模仿者。要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必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的超越。一是要坚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即要坚持“合目的性”优先，始终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使命引领，同时要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二是要有效激发和活化“后发优势”，以“后发优势”规避“后发劣势”，超越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历时态”演进逻辑和发展阶段，通过发展阶段的压缩和迭代，致力于历时性问题与共时性问题的同时解决；三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内源性发展，避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丧失主
自古以来，大学就是一种使命性组织。现代大学担负着发展知识、教化社会、服务国家和关怀人类的重要使命。大学的使命，既因民族国家而异，也因时代变迁而异。中西方大学的使命，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如就服务国家而言，西方大学因起源于学者行会，加之受到特定的大学制度影响，其服务国家的使命，一般表现得比较间接；而中国近现代大学因应国家目的而生，其服务国家的使命，往往表现得极为直接。但无论中西方大学，其大学使命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者，无非是能立足时代，前瞻性把握时代变革趋势，发挥了引领时代变革作用的佼佼者而已。
1998年5月，我国做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决策。这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根据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做出的，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担负着为实现现代化服务的时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系列重要论述。他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党中央做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在“指导思想”部分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这表明，“双一流”建设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背景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现实和未来，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确立了新时代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中国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从世界维度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使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人类应对全球化挑战充满曲折和不确定性。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政治和竞争格局。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和制高点，发展创新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对新时代教育地位和作用做出了高瞻远瞩的新论断——“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从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明确要求教育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要求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代新人具有丰富内涵。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来看，时代新人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究会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具体要求。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来看，时代新人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是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时代新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从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来看，时代新人是能适应世界未来发展趋势，具备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能力的有本领、有担当的科技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看，时代新人是具有人类关怀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胜任力的时代新人。既传播国家观点、珍爱民族文化、具有民族共同体意识，又理解不同文化、分享人类共同价值、具备全球胜任力，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新人，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四为服务”根本方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遵循“九个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
一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养时代新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代要求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遵循，对青年学生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具有领航作用。
二是以“为谁培养人”为统领，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培养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培养时代新人，首先就要回答好“为谁培养人”这个首要根本问题，把握好“为谁培养人”这个人才培养根本方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在2018年5月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他强调了立德树人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对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将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六个方面下功夫。
三是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办学育人的宝贵资源，是时代新人的政治底色。高校传承红色基因，把红色基因融入培养时代新人过程，就是要发挥红色基因对时代新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作用，塑造时代新人的政治本色，增强时代新人的政治认同，强化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来具体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些教育根本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工作。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就包括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指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进入新世纪，我国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先后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牢牢把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全面谋划科技创新工作。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他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他要求研究型大学建设要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对接，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作出贡献。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要求把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他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战略人才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必须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要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习总书记对“双一流”大学在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要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要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他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加速集聚、重点支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方面发挥国家队作用，要求组织实施高校优秀毕业生接续培养计划，要求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大理工科人才培养分量，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
习总书记关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于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论述，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以重要使命。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充分发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自身特点和优势，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