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其深深植根于数智时代的土壤中。在这一语境下，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优势主要体现为在线教育建设夯实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数字校园建设赋能数字化生态生成、教育理论研究明确了数字化转型方略，但同时仍面临传统高等教育教学体系致使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缺位以及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等现实劣势。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既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新型文化体系构建、数字新基建打造等时代机遇，亦要应对数字鸿沟扩大、知识碎片化、信息管理风险等外部挑战。我国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需秉持强化优势、科学发展、开拓进取、战略规避的原则，具体应遵循以下路径：以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引领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发展；依托国家在线教育平台系统性规划知识教学框架；借力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数字校园建设；统筹建构数据智能基座，重点加强数据安全治理。
关键词：高等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数智时代;数字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国际比较与中国行动研究”(23JJD880001)。
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1]
,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前进路向与战略遵循。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深深植根于数智时代的土壤中。一方面，数智时代的技术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优化与转型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成为驱动高等教育第四次革命的关键性要素
[2]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在现实世界全领域的融入、融合，亦在不断冲击高等教育基本形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的制约与挑战。由此，本文应用SWOT分析法
1
,对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部优势、劣势以及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加以分析，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供策略参考。
一、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优势
数智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政府及各高校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驱动力，以智能化应用为核心，不断推进教育信息化与数字化建设，这是现阶段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依托的优势。应准确把握优势，稳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在线教育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将“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
[3]
置于国家教育发展的重点位置。以此为目标，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共计上线慕课6万余门，学习人数达近10亿人次，“慕课西行”工作开展卓有成效
[4]
。在此基础上，2022年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学科专业、高校、平台、专题、一流课程、热门课程、最新课程等多个路径实现“一站搜索全网好课”,为学习者提供更加友好的个性化体验与服务，推进新常态下的在线教学建、用、学、管全过程智慧化治理
[5]
。数据是数字化的基础，有效的数字化需要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数据，二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存储、传送等数字技术
[6]
。我国政府规模化建设慕课、微课等数字资源，为高校数字化教学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而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则为数字资源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有效支撑，高水平金课与教材获得渠道的拓宽、课程体系一体化管理的推进、网络教学中国范式的形成等在线教育建设方面的创新与进展，不断夯实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
(二)数字校园建设赋能数字化生态生成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本质在于重构高等教育生态，对物理空间进行重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物理空间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基本场所，是不同教育要素相互关联的物质基础。学校以校园、教室等空间中的基础设施为教学实践的发生提供物质依托
[7]
。《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利用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
[3]
,对高校信息化建设作出明确要求。以此为目标，各高校纷纷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一方面建设基于统一标准、各类信息充分共享和流通的统一数字平台
[8]
,另一方面逐渐将交互式白板、智能传感器、3D打印机等数字设备嵌入教学实践场景。数字校园建设，为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的形成提供了完备的承载空间与实现路径。在信息管理平台与数字设施的基础上，高校可以借助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移动应用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促进不同信息要素间的深度融合。例如：依托已有数字教学设施联通学生信息管理平台，打造多样化、个性化培养方案，依托线上课程与教学资源，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营造虚拟现实环境等。构建以“线上系统-线下设施互联”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数字生态，助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三)教育理论研究明确数字化转型方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系统筹划相应的战略路径与政策措施，形成共识。2022年，我国发布《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指数》(以下简称《发展指数》),使用国际前沿的多维评价技术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加以直观呈现。同时，还发布首个《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该报告立足国际视野，全面搜集梳理了五大洲50个国家与26个国际组织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举措、主要经验成就与发展趋势，开创性地提出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转化、转型、智慧”三阶段论，并就未来10至15年教育数字化发展形成综合性倡议，契合当前数字化浪潮下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大势
[9]
。《发展指数》与《发展报告》的发布，对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价值。政府及高校可以洞悉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规律，考察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明确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不足、可以借鉴的优势经验、可以依托的现实资源以及转型深入推进的发力点等，进而因校制宜，制定具体的未来发展策略，为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提供方略指导。
二、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劣势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取得一定成就，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亦存在一定劣势，制约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
(一)传统高等教育教学体系致使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
互联网与物联网的兴起是数智社会的关键特征，高等教育由此突破空间局限，实现与全球高等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联通。由此可见，数智时代的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教学模式改革，而体现为对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与存在形态的重塑。一方面，高校应与社会全要素之间互通互联，在师资、课程、设施、服务等多方面形成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利用社会资源实施教学；另一方面，互联网拓宽了全球沟通的渠道，高校应借此联通全球，打破高校间的壁垒，实现资源互通，共同塑造未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
[10]
。
反观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教学实践现状，部分相关政策制定者与高校管理者缺乏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科学认识，难以跳出传统教育的视域局限，多依赖传统经验进行决策，高等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多被错误嵌套至已有教学体系中，致使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陷入路径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以高等教育信息化促进教学改革仍旧是在既有框架中进行微调。教育信息化的本质在于技术对学校形态的重塑与教学范式的改变
[11]
。但现阶段我国部分高校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却仍旧固守在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中，仅通过数字技术在传统模式框架下进行要素优化，而非将教学改革置于数字化社会变革的大视野下加以重塑，将数智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间的新型关系排除在教学之外。二是数字技术“工具理性”对于高等教育教学活动本质的异化。纵观现阶段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多是以“技术工具论”为主导，盲目地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单纯依赖数字工具赋能改革，将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完全依托于纯技术因素，并未意识到这种唯工具、唯技术论其实是西方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体现
[12]
。在这一观念的钳制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所指向的技术辅助教学，提升教学效率、改善教学方法的应有之义被遮蔽，异化为“为技术而技术”的实然之态，这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出劣势。
(二)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缺位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的根本力量
[13]
。数智时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变革了教育教学方式，也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
。推进数字技术融入高等教育教学创新实践、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既是培养数字化教学人才的必然要求，亦是通过数字化教学满足新时代学生需求，更好实现育人目标的关键举措
[15]
。
对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教师应具备怎样的数字素养，世界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较高要求。2016年，美国发布《预备未来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ture Ready Learning: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16]
,对教师所需具备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做出明确规定，要求教师能够通过知识与技巧丰富教学环境，同时利用技术优化教学环境，反思教学过程
[17]
。欧盟则通过《数字信息教育行动纲领(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2021-2027)],要求教师利用数字技术有效辅助教育实践，同时不断思考“数字技术应如何与教学全过程更好地融合”
[18]
。我国亦于2021年发布《教育部关于实施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围绕信息技术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助推教师信息化教学的有效开展提出多项工作要点
[16]
。但实际上，我国高校教师对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教学创新的重要价值缺乏正确认识、抗拒课堂教学数字化变革，同时存在数字技术专业知识匮乏、数字技术应用形式化、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教学能力薄弱等问题。此外，在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方面，我国部分高校培训形式单一、浮于表面，时间短、内容少，且多侧重对相关理论知识的讲授，并未将教师数字素养培训引入教师发展的全过程。可见，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执行主体，现阶段我国高校教师数字素养及其培养显著缺位，这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另一突出劣势。
(三)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
依托数智时代互联网的广泛普及，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打破学科专业的层层壁垒，使高等教育真正融入社会，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若学生能够获得学习的自主权，则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与需要灵活地选择不同学科、类型的课程进行多元化整合，进而形成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
[10]
。对此，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发布《2021年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2021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
[19]
,提出“学位模块化的分解与组合”是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趋势，并指出“学分微认证”势必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教学的关键技术环节
[20]
。
但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学分、学位管理体系则面临不适应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困境。一方面，虽然现阶段我国已将“学分银行”作为基本思路对高等教育学分制度进行了改革，部分高校间实现了学分互认、课程互选以及资源共享，但仍旧存在学分认证框架标准模糊、主体不明确、学科间学分转换障碍明显等问题
[21]
。在具体实践中，学生跨学科学习依旧是以主修学科为主，其他学科课程则多为公共选修的形式。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学科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学位授予的基本单元与依据，高校则是我国高等教育学位授予的唯一主体，高等教育学位管理表现出学科性强、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
[22]
。而数智时代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则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理念，要求打破横亘于学科专业、高校、社会、国家间的重重壁垒，强调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显然，我国高校现行的以单一学科专业为主的学分、学位管理体系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对学生培养的实际需求不相适应，这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形成的障碍。
三、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数字经济萌生并飞速发展，在线协作工具、社交媒体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促使全球范围内的知识联盟与共享成为现实。在此变局之下，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变革战略以应对，而这些变化与应对亦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诸多机遇。
(一)数字经济发展助力高等教育数字化新基建打造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推进，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到来
[23]
。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通过互联网与其他数字化平台进行交流、交易以及价值创造，其由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技术应用、数据驱动的决策以及数字化的就业形态四方面组成，表现出数据支撑、融合创新、开放共享等关键特征，逐渐成为改造传统经济体系、构建现代化社会生态的重要引擎。而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其亦带动高等教育在数智时代找到升级的突破口。
其一，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化人才的支撑，这就要求高校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推动高等教育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及教育形态等逐渐与数智时代的经济社会生态相契合。其二，以数字经济为依托，高校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升级，例如互联网络、云计算平台、数据中心等，这些基础设施能够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具备大规模数据存储与处理能力，深刻促进了高校管理服务系统的智能化，为高校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三，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教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在线学习平台、虚拟教室、远程教学工具等数字技术极大地丰富了教师教学手段、推动教师教学模式创新，亦为学生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以及在线实时评估等创造了条件。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新基建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带动高等教育基本模式与教学、学习方式的数字化转型，高校管理服务系统趋向智能化发展，为数智时代高等教育新基建的打造提供了有效助力。
(二)知识联盟与知识共享奠基数智时代高等教育文化体系
知识联盟，即组织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为促进知识流动、共享知识资源与创造新知识，与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其他知识生产主体间通过各种契约形式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网络组织
[24]
。知识共享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联结更加有序、紧密的交互学习机制
[25]
。数智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实时通信工具、视频会议平台、多语言翻译工具以及在线学习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促使国际沟通与协作渠道得到了极大地拓宽，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实时通信、视频会议、远程协作、学术交流等，亦为全球范围内高等学校间的知识联盟与共享提供了基础平台与技术手段支持。
在此契机下，高校间的信息共享、合作研究、技术交流、协作开发等工作将日益密切。这有助于促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避免资源重复浪费与知识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现象，还有助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推进，建立跨国跨区跨校的高等教育数字化组织，实现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建、用、学的跨国跨区跨校沟通协作，为数智时代以开放、共享、包容、公平、协作、服务、创新、合作为特征的高等教育新型文化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6]
。
(三)数字中国建设引领高校数字化转型策略制定实施
建设数字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7]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建设，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将教育作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重点领域，提出“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28]
,并在《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中作出“加强数字教材建设与管理”“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数字资源供给模式，丰富数字教育资源和服务供给”“探索智慧教室和智慧课堂建设，深化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和学生评价方式”“强化数据挖掘和分析，构建基于数据的教育治理新模式”“健全教育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推进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建立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进校园审核制度”
[29]
的具体规划。可以说，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计划为我国高校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包括课程、教材、实验、教研、图书文献、教学资源库、教师培训、学生培养等高等教育全要素在内的指导框架，明确了高等院校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与重点领域，为其制定并实施相关策略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与坚实的政策保障。此外，数字中国建设鼓励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主体的协同参与，深入研究数字化前沿技术与创新应用，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教学育人的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路向。
四、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数智时代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校内部、外部的多元主体密切相关，其在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创造机遇的同时，亦裹挟着诸多挑战。例如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互联网普及带来的知识碎片化、信息管理风险等。这些威胁致使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新的不利环境，阻碍转型的深入推进。
(一)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数字化变革在为高等教育创新提供有效助力的同时，亦持续放大了不同国家、区域及群体间的不平等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体现便是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即数字化时代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们在数字技术的访问、使用以及受益方面的差异化现象
[30]
。数字鸿沟存在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已然渗透至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成为困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出问题。
具体而言，现阶段阻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数字鸿沟不单体现为一种数字技术鸿沟，更是一种数字素养鸿沟
[31]
。一方面，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开展，我国欠发达地区高校数字化水平与发达地区高校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弥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一流院校与一般院校间的数字鸿沟仍旧显著，学校发展受制于所掌握的发展资源，一般院校在数字化方面追赶难度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马太效应”
[32]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在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但在转型过程中亦需要系统化的数字视野、理念、框架、理论以及政策工具与技术匹配，这便要求高校管理者与教师拥有较高的数字素养、具备数字化思维、能够有效运用先进的数字工具。但现实是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实力层次的高校管理者与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存在差异，这便导致部分欠发达地区高校或一般高校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浮于表面，数字基础设施形同虚设，数字技术被阻隔于高等教育之外。由此，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学校与学校间的差距可能逐渐拉大，导致高等教育中不平等现象愈加突出。
(二)数据安全风险时刻存在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高校以数据为依托，从数据源头到数据使用的闭环清晰可见，完成了数据价值的升级与赋能。随着数据价值的释放，与之而来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可忽视。数据价值越高，潜在的安全风险越大
[33]
。目前高校数据安全风险主要指向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数据泄露问题，即高校在采集、存储与处理师生个人信息过程中由于数据泄露而导致的师生个人信息被滥用、身份被盗窃等；二是网络攻击与数据系统安全问题，智慧校园建设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但在建设过程中，其依托于数据互联与网络通信的基本特性，极易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网络攻击风险，导致数据系统被破坏，师生信息安全受损；三是数据共享的保障问题，数据的共享与合作是数智时代产生的新兴事物，我国高校目前在数据隐私保护、数据处理的透明性、合规性审查与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意识仍旧相对薄弱，措施相对匮乏，导致在与社会第三方合作过程中数据泄露或滥用问题频发。总体而言，数字化社会数据安全风险时刻存在，这是数智时代给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一项巨大挑战。
(三)信息过载与知识碎片化致使学生学习陷入选择困境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使得海量信息资源得以汇聚，在帮助学生打破学习时空限制的同时，知识量的过载与知识表现方式的碎片化易使学生学习陷入选择困境。易言之，数字时代的海量知识以零散与无序的方式存在于不断生成的知识网络之中，具有去中心化与非结构性的特征
[10]
。学生与教师在面对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时不知道如何筛选及评估其可靠性，这给数字时代深度学习效果的达成带来了巨大挑战。学生难以利用数字资源有效完成自主学习，影响其深度思考与解决综合问题能力的形成与发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名不副实”。
五、数智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秉持强化优势、科学发展、开拓进取、战略规避的原则，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遵循以下路径。
(一)强化优势：以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引领高等教育制度创新发展
就现阶段而言，高校对传统教学体系的固守、教师素养教育的缺位以及学分、学位管理办法的不适宜，显著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面向数智时代需求，高等教育制度应如何创新变革与发展?从战略视角来看，应当发挥我国高等教育已有的内部优势，以我国关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丰富研究为引领，通过对世界数字化转型趋势与需求的研究，推动教育政策与规范的变革，帮助高校教师明确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工具促进教学与研究创新。同时，基于对教育技术、在线学习、智能教育系统等高等教育数字化关键要素的理论研究，推进教育智能化
[34]
及高校管理者观念的转变，助力高校传统教学体系的数字化转型。
(二)科学发展：依托国家在线教育平台系统规划知识教学框架
目前，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是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有力保障。其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加友好的个性化体验与服务，推进新常态下的在线教学建、用、学、管全过程智慧化治理能效，较好解决了现阶段“信息过载与知识碎片化致使学生学习陷入选择困境”的问题。政府应以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为依托，对互联网的碎片化知识资源加以统筹规划，依据学生兴趣导向、认知水平等进行系统分类，依据知识的难易程度与上下位关系形成分层级的知识框架，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方向性保障。
(三)开拓进取：借力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数字校园建设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不仅要基于现实优势与机遇，降低外部威胁，更应紧抓战略机遇与优势，乘势而上、做优做强，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上去认识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的重要性
[35]
。我国高校可以借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这一时代机遇，扩大发挥自身在数字校园建设方面的优势，推动数字经济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为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的构建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一方面，高校需要引导元宇宙、区块链、云计算等领域的尖端数字企业参与数字校园建设，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打通线上线下混合、虚拟现实融合的学习场景
[36]
;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面向高校，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利用技术优势与高校合作打造智能化、专门化育人平台，建设企业课堂，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校教育平台间的供需对接
[37]
。
(四)战略规避：统筹建构数据智能基座，重点加强数据安全治理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亦离不开对威胁的合理规避。现阶段而言，最亟待实施的举措是统筹建构数据智能基座，重点加强数据安全治理。具体而言，需明确数据治理的目标与原则，制定数据治理的规范与策略，建立高校专属的数据中心与数据仓库，加强数据的收集、管理及分析工作。同时面向高校师生进行数据安全意识教育，实施用户权限管理、数据加密、网络隔离等数据访问控制措施，保护数据隐私，并建立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防范数据丢失。此外，高校还需建立专业化的数据安全治理监督与评估机制，定期进行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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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亦称发展战略分析，主要是从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与外部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四个视角对研究对象的发展态势进行系统分析，其中S、W是内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