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专家谈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祝智庭：以教育数字化创变应对变化适应未来

祝智庭：2020年可谓教育数字化转型国际元年。欧盟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美国高校信息化协会（EDUCAUSE）发布《驱动高教数字化转型》等。后者将数字转型定义为通过文化、劳动力和技术的深度和协调转变，优化和转变机构运营、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的过程。这些数字化转型或数字转型驱动的文化、劳动力和技术变革也是当今各院校应对高等教育重大挑战所需做出的重大变革。

数字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数码化。数字转型有一个“3D”模式：第一个是数码化，第二个是数字化，第三个是数字转型。数码化是指从模拟或物理格式转变为数字形式的基本过程，例如将纸质记录和文本、面对面演讲、物理模型、身份证变为数字记录。这种技术的应用已有三四十年之久，近十年来，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则大大扩展了数码化的范围。数字化也可以说是数据化，即使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改变组织机构/产业运作的过程，例如招生、课程注册、研究管理、工资、采购等。数字转型依赖于前两者，但只有当教育机构开始使用数字技术和供给来改变其业务模式并开发新的价值来源时，才会发生数字转型。例如，高校在线学习算不上数字化转型，但是如果利用在线学习为新的学习者群体提供微证书（micro-credentials）的话，通过这种工学结合方式创造新的业务线和收入流，这可能抵消传统高校学生入学人数下降的影响，这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例子。

在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时，并不需要排斥教育信息化的概念。因为物质、信息、能量被认为是世界构成的三要素，信息化乃是通过运用技术来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潜在价值的过程，所以信息化过程永无止境。如果要在概念上刻意区分信息化与数字化的话，我认为信息化是伴随互联网流行起来的概念，数字化是伴随物联网流行起来的概念，基于二进制的数字技术本来就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基础技术，物联网则进一步扩展了信息技术。所以从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来看，信息化过程包含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未来，可能量子技术、基因技术都将成为扩展的信息技术。

说到底，数字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极简化，世上凡可被技术手段检测感知的任何信息都可转化为比特形态的数字化数据，于是数字成为信息/数据的唯一载体；二是灵活性，利用数据、算法、算力三要素构成的数字计算系统，不但可以解释、诊断、干预、预报数字信息（数据）中所蕴藏的事物状态和规律，还可以通过软件定义一切（SDx）来构建虚拟世界。于是网信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融为一体，形成未来教育生态系统的基座。未来教育生态系统将是以数据资源为沃土、以多样性创新服务为新物种的复杂自适应系统（CAS），具有良好的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永续性。

祝智庭：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我国建成“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方针。2022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是在“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积极应变，抓住重大机遇，开创教育新局面”的战略思路指引下，通过数字化创新谋求发展的重大举措。近二十年，我国已经开展的教育信息化行动、“互联网+教育”、智慧教育等工作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应用推进以及先行试点，都是发展数字化教育的铺垫工作，但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相距甚远。

本质上讲，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超越技术革命的人文主义努力，其基本目标是增强教育系统的运行活力、促进学习者美好发展与社会进步。为此，教育系统要植入新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个复杂又艰巨的过程。

总之，我国实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行动具有多重意义，包括有助于应对百年变局与疫情交织给教育带来的外部挑战，有利于培养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升级的合格人才，有潜力促进教育优质公平与终身学习，有责任发挥教育创新变革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先导作用。

祝智庭：从基础逻辑看，值得注意的是进化和转型之间的区别。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这种情况发生的速度通常受到外部加速器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创新是人为的进化，它需要策略和创造力；转型是两者的混合，尽管它需要战略谋划，但这种战略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而得以生存。

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具有人类文化创新与变革的属性，其次才是产业创新与变革的属性。“创新”是用新办法解决教育问题与产生新价值，通常是自下而上的行为。此处“进化”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变革，既要努力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又要设法植入高性状的新基因，所以要对教育系统的组织形态、功能结构、价值框架、文化样态等进行全方位的调适与创新，是一种系统架构的创新设计。为何人们多谈教育进化而少谈教育革命？因为认识到教育转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过于激进的变革可能暗藏着巨大风险，因此主张采用数据赋能决策、系统思维与设计思维相结合的快速迭代优化办法。我刻意将创新与变革合称为“创变”，意指以创新谋变，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具有积极前进的心态与持续创新的行为。

从技术逻辑看，我认为技术是教育创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以欧盟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模型包含远景、文化、过程、技术、数据五要素。

从应用逻辑看，概念不能太宽泛，我在此聚焦到教育数字转型三要素——人（利益攸关者）、系统运作、支撑技术来分析，做到系统有活力（持续创新），技术可行性（较低成本+较高性能），结果令人满意（合乎期望），需要有系统流程创新、功能创新以及用户情感创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效用价值是通过技术赋能破解优质、公平、高效难以兼顾之大难题（俗称“不可能三角”），对于基础教育领域尤其如此。

祝智庭：教育数字化转型应该按照各类学校的使命与业务特征，采取分类施策原则。

普通高校应该强调自主性和开放性。例如：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科技发展大趋势，构建生态化的学科群；进行学制改革，试行宽进严出的弹性学制；构建学创融合的数字化环境等。

职业院校应该坚持差异化和指向性。例如，鼓励院校之间大合作，按职业分类建设可供共享的数字学习资源库；按工学一体的原则建设校企合作平台；建设与人才市场对接的学生技能评价体系。

基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更具根本性、未来性和广泛性，应该由点到面，稳妥推进。建议各地设立试点区校，因地制宜开展数字技术赋能的教育教学创变试验。建议以促进学生面向未来的成功为价值成长点，注重构建支持个性化、探究式、协作式、融创式学习的教育生态系统。在数字教育环境建设方面，建议国家级、省市级数字资源平台向智慧教育云校升级，地方区校平台身份认证与智慧教育云校统一，在国家层面建设一个面向基础教育的数字图书馆。在机制创新方面，建议在高中及初中试行在线学习学分制，并探索基于数字学档的综合能力评价方案等。

此外，建议做好教育数字转型战略预备，既要增强教育系统创变的内驱力，也要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外加力。增强教育系统创变的内驱力，特别重要的是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力，提升教师、学生、管理者的数字素养乃至数字智能，并形成适应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文化。目前国际上有分量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大多出自产业联盟与专业咨询公司，充分体现出“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独特视野。

我呼吁，我国企业界要积极关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际上，我国企业的升级改造及创新发展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密切相关。因此，与教育信息化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企业，要紧贴各类学校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开发新产品和创新服务模式，形成体系完整的中国教育信息化产业生态。对于即使与教育信息化无关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我建议由龙头企业牵头创办教育创变促进联盟或教育创新发展基金，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需求分析与行动建议以及资助试点项目。除了企业，其他机构也有责任为教育创变出谋划策和提供便利。

祝智庭：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划时代的教育范式跃迁，是伴随着工业4.0进入教育4.0的必然过程，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极其复杂的教育“转基因”工程。在我看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困难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克服人们的思想障碍与文化阻抗。因此，我对数字化的未来教育有三个期盼。

一是期望开展一场全民性的数字思维觉醒运动，不妨称之为“数字文化革命”。数字思维乃是人们以“数字眼”看待世界数字创变的思维模式或“心态”，即用数字化改造旧世界与创造新世界的思想方法，包括愿景与价值设定、组织形态与功能再造、运行模式与机制创新、客户关系重构、数据资源利用、平台生态构建等。所以，数字思维本质上是生态思维，具有多维化考量与非线性价值预设的特质。然而，我们长期习惯于用线性思维考察世界，例如在高教领域，我们把学科体系看作树状谱系结构， 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之分。当我们为学科结构良好、体系自洽而沾沾自喜之时，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创新空间，因为大多颠覆性创新出自于交叉学科、跨学科的思想碰撞，出自于混沌空间中无数次思想“杂交”而形成的“涌现”（emergences）。所以，我坚定地相信，生态化思维养成与生态系统创建是教育数字化的核心议题和困难问题。

集体性的数字思维就形成“数字文化”的基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数字文化更为复杂，我建议给未来教育植入新的数字文化基因：学为中心，适性发展；需求驱动，开放创新；人技协同，数据赋能。

二是期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起到先导作用。高等教育与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升级对培养大批适需人才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而且信息化条件比较优越。可从打破学科壁垒，形成网络化、可动态生长的“学科生态”；打破学校阶层壁垒；试行弹性学制；破解学科基础软件与智能学具短缺的困局；在数字空间创建等方面发掘价值成长空间。

三是期望各级各类学校要吸纳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技术赋能“停课不停学”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吸取教训，将“回不去”的无奈转化为“不回去”的觉悟，加快推进学校正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并带动非正规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建议把此类“应变式”的数字化教育成果巩固下来，形成混合学习的新常态，再补上“数字文化”的大课，就可以发展成为教育数字化创变的新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