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今天已成为流行语，可它之于我却还是一段珍藏的、个人的记忆。女儿出生时数码相机刚进市场。为记录那段美好时光，我们把它请回了家。最初的数码相机代价不菲，但有个大约四分之一秒滞后的问题。我带着相机找商家理论，至今记得店员的回答：“记住，这相机是数码的，它永远不可能像胶片相机那样记录瞬间！”借用一句俗语：The rest is history（随后发生的事已众所周知）。不怪这位自信满满的店员：我们自己不能预见未来，又怎能苛求商家呢？
作为行业外人，我不知道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是否还在按照“摩尔定律”递增，但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渗透的速度应当不难感知。VR/AR、游戏化，云技术、元宇宙等新名词之层出不穷，时时在提醒我们这个社会迈向数字化的进程。
我自认天资愚钝，对于新生事物虽无抵触，却常带疑虑。二十多年前偶尔读到伯恩包姆教授的《高等教育中的管理时尚》¹一书，念念不忘。此书虽可纳入学术著作的范畴，但由于作者行文平易、叙事生动，读来趣味盎然。书中详细描述了企业为提高效率而发明的管理战略或工具，因其流传甚广，蔚为时尚。以流行的年代为序，包括了诸如目标管理、逐项预算、战略规划、总体质量管理等七种时尚。
大学虽与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但面对时尚的魅力，很难做到毫不动心。特别是多年来备受效率低下、管理落后之类恶名拖累，一旦面对新式管理武器，能不跃跃欲试？
于是乎，每次时尚来临，大学均闻鸡起舞，一时间TQM、MBO、ZBB，新名词在校园里乱飞。但从伯恩包姆的叙述中可见，七次“时尚运动”下来，大学里虽然产生了一些成功案例，可是与企业界的时尚相比，追“星”的大学与管理时尚之间更多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可惜风光未尽，大限已到。
有了伯恩包姆的提醒，我在“数字化转型”从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刚刚露头那刻起，就开始寻找其中的时尚元素。和之前所有时尚一样，数字化转型也从企业界开始。
有趣的是，尽管很多信息技术都曾在校园里酝酿孵化，可大学不仅没有任何“近水楼台”的感受，反而表现出异常的焦虑。有学者断言：“教育作为信息化的最后堡垒正日益被突破”，“一场教育革命正要到来”。²
假如不是庸人自扰的话，那么这场将要到来的究竟是技术革命，还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革命？
疫情前我在香港的大学主管环球事务，曾接待过一所境外友校的副校长。因为事先得知访客此行的目的是游说我校加入亚洲的一个MOOC大学联盟，学校高层都托辞躲开了。当时大学无意将宝贵的资源投入线上课程制作，也看不到近期大学对于这个联盟有何需求。因为无人愿对友校说“不”，于是我就成为接待方不二的人选。
这场会见的结果是，我花三个小时听了一场MOOC从历史到未来的免费讲座；而我的客人—一位电脑学系的名牌教授则空手而归。
时隔不久，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席卷全球，传统校园一夜之间“转型”为线上大学。我原以为，MOOC因其基于网络的课程平台终于能够找到其存在的价值了：随着线上教学及其文化在传统大学形成，也许“传统的教育模式和课程形态将难以为继，甚至会被淘汰。”³ 所谓“数字化转型”，非此莫属吧？
可是，疫情从爆发至今已近三年，2019年入学的新生也快要毕业。当年拒绝加入MOOC的大学后悔了么？
查看一下结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可喜的是，十年前有超过30万学习者参与斯坦福大学提供的三门免费课程，从而开启了现代MOOC运动。十年后的2021年，供应商推出了3100多个课程和500个微证书，覆盖2.2亿学习者。
可忧的是，2021年，两家最大的MOOC提供商之一Coursera上市了，而edX则被另一家上市公司2U以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失去非营利性的地位。⁴换言之，MOOC既没有为命运多舛的“疫情学子”提供帮助，也没有成为当代大学数字化转型的引擎，至多是为社会上的专业人士提供了非学历的进修机会。而MOOC创办者之梦—取代传统大学、提供免费教育—则是随风飘逝了。
假如“数字化转型”给大学带来的不是一场技术革命，不是简单地从传统课堂教学向网络平台转型，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回到我的数码相机。其时传统相机主流地位尚未动摇，满足家庭需求也绰绰有余。而我汲汲于小家庭的“数字化转型”，与其说是追求时尚，不如说是因为功课没有做到家。
试想，我虽将新玩具请回了家，却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并未深究。假如我的期待是以较小的空间保存更多影像，从而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那么数码相机不会让我那么失望。可我却拿着新玩具追求旧效果，期待数码化的影像产生传统相机同样效果。如此，新技术与旧期待之间的错位给我带来的只能是挫败了。
从结果倒推技术，波士顿学院凯恩教授（Gerald Kane）对于数字化转型所作的诠释让人醍醐灌顶：数字化转型既不是关于“数字化”，也不是关于“转型”，而是关于适应。⁵他进而解释，数字化转型是指技术改变业务开展的条件，从而改变服务对象、合作伙伴和员工的期望。
因此，当“数字化转型”的时尚之风吹进校园，它给我们带来的其实是一系列由于引进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深层次的、需要多方协调的管理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新的教学、科研和校园运营模式成为可能，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成效，开发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创造新的研究能力，以及开发新的管理模式和解决方案。
据此，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并不仅在于大学是否能够跟上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脚步，而更在于其是否能够对于数字化技术引发的变化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师生员工期望值的改变做出合适的反应。
这样看来，我当年代表大学高层婉拒MOOC联盟邀请的决定可圈可点。以MOOC为代表的数字化课程平台，给高校演示了网络直播课堂、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
但是，如果高校对于学生学习成果的期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教学评估方法上也没有太大的突破，那么新的数字技术如VR/AR，游戏化，云技术等被引入教室，只是让老师桌上平添一堆新的玩具。
新玩具往往代价不菲，而对此过度的痴迷可以耗尽高校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又是高等教育领域里的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对此视而不见的后果也可能相当严重。当“乱花渐欲迷人眼”，高校焉能神定气闲、我自逍遥？
的确，作为凡夫俗子，我们也许暂时还看不清数字化转型会将高校带向何方，但功课必须从现在做起，免得在新的浪潮来袭时乱了阵脚。
所谓成果导向，与其说是一种评估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模式。这是一种倒着向前走的模式，它要求高校时时检视其人才培养目标，并以此为据在学习成效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形成、职业素养的培育等方面提出新的想法或期待，这样才能及时选用新的、合适的数字工具来达到新目的，实现教学和管理上的数字化转型。
总而言之，数字化转型，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看哪一种数字工具能够帮到我们。不然的话，任何以数字化转型名义作出的改变，都只能为伯恩包姆管理时尚的续集增添一个新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