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独立学院与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以来，截至 2021 年 9 月全国以独立学院转设的方式新增了9所职业技术大学，如山西大学商务 学院转设为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转设为景德镇艺术职业大学等，这些成功经验为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合并转设提供了重要借鉴。然而，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的转设路径并非一帆风顺，2021年 6月以来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等多所独立学院的转设工作受到强烈反对和抵制，诸多学生及其家长因不满转设而集体抗议，一时引发舆论风波。最终在舆情的不断发酵和施压下，浙江、江苏相继宣布暂停独立学院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合并转设进程也被迫搁置。
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合并转设政策的转译偏差导致利益相关者产生误解， 使政策执行逐渐缺乏民意支撑，而作为新兴事物的职业本科高校的大众印象欠佳也成为合并转设政策的主要掣肘， 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教育”存在偏见和抵触，如果不加以扭转和改善，无疑也将成为职业本科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阻碍。因此，有必要明晰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的困难及其成因，澄清社会现存的“独立学院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是降格”等类似误解，以此增强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及其发展规划的理解和认可，促进职业本科高校后续发展政策的顺利执行，避免重蹈独立学院转设政策中止的覆辙。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也相应地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质量要求。根据教育部等六部委编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专科教育、应用技术本科教育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五个层次，其中职业本科高校则是进行应用技术本科教育的机构，居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较高层次的高等教育阶段，开展的是与普通本科教育双轨并行的同一层次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具备高素质和技能的高级技术人才，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的实训实习，促进学生对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的掌握，进而为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专门人才支撑和智力技能支持。
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同年5月，教育部批准全国15所专科职业技术院校升格成为本科职业技术大学。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文件中再次提到要 “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并“适度扩大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培养规模”。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探索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已然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
新时代职业本科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新兴事物。当任何主体以某一角色身份浮出水面时，受众一般会在已有认知的影响下产生对这种新兴事物的角色期待， 往往预先认定其具有某种属性、功能或价值，但如果预期属性是带有缺陷、有污点的，那么主体便可能会受到污名的困扰。尽管职业本科高校是职业教育的提质升级，也拥有利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但相比于拥有母体高校符号光环的独立学院，依然存在社会认可度方面有待提升、师资力量弱于独立学院等消极印象，急需通过印象管理加以改变和修正。
在日常交往和互动中，行为主体会有意识地运用技巧进行恰如其分的形象整饰，修正他人对自我的形象认知或看法，并引导他人自愿地做出符合主体意图的反应和行动，这便是印象管理。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印象管理看作是个体的“拟剧表演”，社会是一个形形色色的剧场，而个体在公开场合的表现都像在舞台上“戏剧化地表演”， 印象管理者通过将自我行为呈现给他人并获取他人积极对待。在戈夫曼看来，情景定义是双方基于对情景的整体理解而形成的一致性或默契感，在印象管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参与者也正是根据这种主观判断开始构造各种反应的行动方式。
一方面，台前的印象管理能够帮助主体传达出符合意图的理想化信息，进而在剧组和受众之间达成某种共识，生成一种有关个体形象的积极情景定义，并引导或控制受众做出印象管理者所期待的回应。
另一方面，情景定义也会根据互动的具体情况不断发生调整，在个体主动塑造起符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角色后，积极的印象管理能够转化为持续有益的情景定义，并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控制他人的后续态度与行为。对于颇受大众质疑和偏见的职业本科高校而言，印象管理可以帮助其构建并展示良好的公共形象，廓清公众疑惑和误解，从而奠定职业本科高校发展政策的民意基础。
因此，职业本科高校在明确自身认知和办学定位的基础上，不仅要抓住时代机遇促进质量发展，同时还应注重加强自身的印象管理，着力扭转公众针对职业本科的负面印象， 消解职业本科高校的原有弱势标签，进一步引导公众建立起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积极期待和信任。
独立学院转设政策中止的舆论事件，体现出职业本科教育的质量认知受到了来自需求侧的民间立场的深刻影响，高校学生以及社会大众自发产生的对某一特定角色的惯常期待，成为他们理解与之相关各种事件的基本认知框架。面对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信息，如果目标角色的刻板印象较低且能搜集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时，新闻中获取的片面真相和有误导的舆论便会交织在一起，当任其在长时间内传播、发酵并被不良媒体加以渲染，公众便往往会产生关于转设政策的质疑和误识，也加深了社会上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负面观感。
（一）“独立学院合并转设后会降低学历学位层次”的政策误解
在独立学院转设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事实的模糊性和传播的间接性使得舆论风险或信任危机成为可能，存在“独立学院合并转设后会影响学历和学位含金量”的政策误解，而群众质疑的焦点也主要在于转设之后原本独立学院学生有关学位授予和学籍信息的处理争议。学位作为对知识水平、能力等级的一种评判和肯定，是学生接受本科教育的最终环节，具有强烈的权威性、神圣性，一直以来被当作是学术水平优异的象征，同时也成为在人才招聘中识别毕业生能力水平的重要依据。然而，自第一所高职学校——南京金陵职业大学于1988年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职业院校一直没能拥有学位授予权，社会上也逐渐产生出一种“高职只有学历证没有学位证”的刻板印象。但是，我国职业本科高校具备“本科教育”的基本属性，拥有学士学位授予的自主权。2021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从立法层次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享有同等重要地位， 同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强调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依法依规开展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确保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士学位授予质量”，这意味着接受职业本科教育的学生在毕业时不仅能获得学历证书，也可以获得与普通本科高校相同等级的学位证书，理应受到国家和用人单位的同样认可。
在转设执行过程中，国家和高校也对过渡期的师生做出了妥善安置，其学籍、学历不受转设政策的影响。针对拟合并高校的学生，政府和高校实施的是“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的规划路径，即使学生所就读的学校转设完毕，也不影响他们在符合学位授予条件后获得原本独立学院的学士学位，如《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转设方案》中明确提到“以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在学信网上的学籍信息保持不变”，在独立学院时期学校所招收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依然是以中北学院的名义颁发，并不因转设而改变。但是，学生和社会大众存在对学校合并的误解，学生及其家人担心被贴上职业教育的标签，不仅降低有名牌高校加持的独立学院学历的符号价值，可能还会影响到学籍信息和学位授予，便产生了一系列拒绝和反对独立学院转设的抵触行为，他们通过非理性化的言论乃至行为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部分学生甚至与学校发生冲突，最终使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合并转设不得不中止。
（二）“职业本科教育是次等教育”的质量偏见
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看来，一切认知都会受到“前见”的制约，前见是信息传播和解释过程中普遍有效在场的约束项，包括历史与传统的种种观念和经验，人们认识新事物时习惯融入与之相关联的熟悉信息来理解，并将其作为一种先在的解释提供认知事物的图式。偏见与歧视是解释学基本经验的一种“前见”，当偏见浸润在有关职业本科教育的互动情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可能使政策解释出现偏差，而偏见和质疑的过度蔓延则导致了相关政策的执行阻滞。偏见刚开始仅表现为一种“记号”，在以“记号”作为交流媒介的社会互动模式中，本是作为局部特征的“记号”却能逐渐替代整体观感，形成一种公众对于目标角色的“刻板印象”和标识，一旦偏见的范围不断泛化，偏见指向的对象由个人延伸到特定群体，便可能会出现从“标记”到“污名”的转化，最终结果便是施加在职业本科教育身上的负面标签越来越多，社会好感度和认可度也一直不高。基于由前见构成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经验，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始终停留在“差生教育”“断层教育”“低收入教育”等层面，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水平较低、就业质量不高的固有印象进一步降低了高等职业教育对考生和家长的吸引力，导致职业本科高校在考生择校选择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目前而言，进入职业本科高校学习的学生大多是普通高考中分数不高的后进生，或者是中职、高职院校贯通培养、专升本等方式升入本科的学生，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及其相伴而生的学历层次上移，更是加剧了社会上本就存在的“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普遍歧视。在持有上述偏见的情况下，部分在校生担心独立学院转设为职业大学后，自己的学历和文凭会贬值，将来在工作升学中会处于劣势，因此强烈反对转设政策的推进。
（三）“职业本科高校只是高职专科的升格”的狭隘认知
“刻板印象的产生和再现是我们的认知过程中最难以捉摸，也最为普遍的影响因素……我们总是对某一事件进行想象，然后再去切实地经历它”。尽管我国职业教育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职业教育—职业本科教育”衔接贯通的办学体系雏形，但是职业本科教育整体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绝大多数公众对于职业本科的发展蓝图都较为生疏，不能清晰认知职业本科的定位和属性，也很难认可职业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平等地位。在“发送者—符号文本—接收者”的信息传播链条中，新闻报道、网友评论已然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作为发送者的媒体或个人常常会基于自身立场呈现出片面事实或虚构信息，甚至会有意过滤掉事实真相来发表和传播情绪化言论，混淆视听。部分独立学院的合并转设之所以在公众的质疑声中被迫中止，除了转设政策的转译偏差之外，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人们都将职业教育看作是落榜生的教育，甚至将职业院校看作是“差生”的聚集地。部分家长甚至认为，将原本教学质量就相对较低的民办职业院校转型为职业本科高校，也不能保证职业本科教育本应具有的本科教育属性，遂产生“职业本科高校只是高职的升格”等狭隘认知，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公众对职业本科教育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期望值较低。
我国已经积极探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路径规划，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配套文件《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将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随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体系化，职业本科教育的建设路径逐渐明晰， 也拥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事实上，职业本科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虽然“同宗同源”、联系紧密，但是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高职专科教育主要培养掌握一定技术知识、能够满足一线生产需要的专门化技能人才，而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则在于培养具备专业领域的复杂理论知识和复合型技能，并能够进行工艺设计与技术研发的本科层次人才，以期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职业本科高校并非是高职院校的简单升格，相对于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的人才层次更高，也更强调学生对于专业性和复杂性技术技能的习得。然而，人们经常习惯于接收他们感兴趣的或者容易认可的部分信息，形成一种排斥其他话语的信息“茧房”，学生及其家庭能够接触和搜集到的文本信息的权威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便无法建立出立体、客观的真实全貌。他们关于职业本科高校发展前景的狭隘认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怀疑和歧视，导致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声誉和认可度不高，最终阻碍了独立学院的后续发展。
在“职业本科高校—转设政策—社会大众”的互动仪式链当中，如果社会大众抱着“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低”等刻板印象去看待转设问题，极有可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理解独立学院合并转设政策。就读于独立学院的学生及其家人可能更倾向于对新出台的转设办法持拒斥态度，不愿承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风险，并想象出一系列独立学院合并转设后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导致转设政策及其有关事宜出现转译偏差，最终在“重学轻术”的陈旧观念主导下，产生对独立学院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这一做法的非理性指责和极端否定。
（一）合并转设政策的信息转译偏差
在“后真相”笼罩社会的今天，人们的“所知”往往先于“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并非以事实经验来内化所知，而是在缺少实践习得的情况下先行刻印了所知信息，然后再补充一些零碎、片段的体验。新出台的政策在询问、交谈和互动的过程中，参与传播的媒介逐渐多样化，相关信息不断分岔和转译，准确性也越来越低。面对复杂的政策执行环境，如果权威机构不能及时对已经产生的扭曲信息加以澄清， 便会出现与原本的政策意图相背离的倾向，难以取得良好的政策执行效果。当然也不乏部分公众将不良媒体发布的虚构信息视为现实存在，并在尚未真正探知到客观事实之前便肆意发表观点，舆论层层加码， 与实际真相产生距离甚至大相径庭，事物的真实全貌也被扭曲得越来越严重，如果不实信息发挥出比事实真相更大的影响力，无疑会加速政策舆情的发生和扩散。
尽管转设办法中对于原独立学院学生的学籍信息和学位授予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依然存在某些不怀好意的个体过分夸大甚至扭曲传播政策的具体细则，从而使转设政策在转译过程中产生了信息失真的现象。如部分学生将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的做法片面解读成“本转专”的学历学位层次的降低，并肆意传播相关的错误信息，导致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产生对转设政策执行的抵制情绪和反对声音，同时这也很容易误导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教育产生不准确、不完整的负面认知，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职业本科高校的大众印象，最终造成合并转设政策的执行阻滞。
事实上，我国学位的颁授是国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授予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应有的学位，而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拥有相同的学位授予权，不仅在授予学士学位时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升学就业中也处于相同起点。然而，在转设政策执行和传播中，官方媒体也往往不重视对新出台的职业大学学位授予政策和转设过渡期的具体办法进行广泛宣传和详细解读，加之部分公众的非理性表达，导致社会公众对转设政策不了解甚至产生了误解，离真相也越来越远。如果公众错将某些学生或家长个人的情绪宣泄和不实言论作为了解事实真相的重要来源，也就给独立学院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的类型转换带来一种“降格”的错误理解，进一步干扰和阻碍了独立学院的合并转设进程，职业本科教育的印象转变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大众文化变迁的相对滞后
对于某一事物的印象是依靠时间和经验潜移默化形成的文化惯性，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长期且相对缓慢的过程，一旦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变迁速度不一致，将很可能制约政策的顺利推进，甚至会引发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紧张和失调，阻碍社会的整体变迁。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认为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保守性，当物质条件已经改变，政治价值观、社会习俗、 大众观念等文化却往往不能及时地更新迭代，这种精神文化变迁落后技术、制度等物质文化发展的迟滞和错位现象即“文化滞后”或“文化失调”。文化滞后在职业本科高校的大众印象变迁中也尤为凸显，一直到今天依然不乏许多公众持有“重学轻术”等传统认知定势，不加质疑地接受和认同职业本科高校的负面标签，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不等速也成为影响合并转设政策顺利执行的重要因素。
我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学而优则仕”等陈旧观念根深蒂固，社会长期存在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价值取向，“君子不器”已然成为当下社会大众无意识的思维定势。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大众对于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的印象都不甚积极，宁可选择花费高额学费就读于独立学院或民办高校，追求普通本科教育的符号光环，也不愿意去尝试具有较好发展势头的职业本科教育。学生群体也并非对“职业本科”持有偏见，而是仅仅排斥“职业”二字及其隐含的符号化意义，对于职业本科高校的就业认可度持怀疑态度，可见职业本科高校在大众文化中的排序位置依然相对较低，并未真正获得与普通高校同等的社会地位和观感。学生及其家庭担心因就读于职业本科高校而受到“连带污名”，损害到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地位，进而影响到未来就业和发展，才使得高中毕业生不愿意报考带有“职业”字样的高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事实上，职业本科教育只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本科教育的高等教育类型，并不能象征高等教育的层次高低， 更不反映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时期劳动结构的需求变动，高端技能人才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问题，我国人才供给结构面临着人才“层次”和“类型”的双重矛盾，传统的高职高专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已然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掌握复杂技术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职业人才的需要。在这种趋势下，面向高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职业本科教育应运而生，致力于培养具有精湛工艺和专业知识、能够适应新兴岗位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契合了当代经济的创新发展和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发展态势。而职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既能够获得本科文凭又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拥有积极可观的发展前景，在未来也将更受到企业青睐和行业认可。
然而，目前看来，尽管“重学轻术”等传统大众文化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却依然广为流传，如果不能改变社会大众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惯性，学生家庭频繁接触到关于职教学生就业的消极评价，职业本科高校更加难以建立起高质量的公众口碑和品牌，当任其负面标签在大众传播中不断得到强化，便可能会使这些污名形象成为社会公认的职业本科属性。这样一来，职业本科教育的负面标签很难真正根除，办学吸引力的提升缓慢，不仅生源质量不能得到保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推进和实现也都会受到阻碍，最终出现“职业大学办学质量不佳”印象的恶性循环。
（三）既有相关制度的路径依赖
新事物在孕育之初必定会受到既有相关制度的制约，职业本科高校的发展也不例外。分流制度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中学阶段的普职类型分流一般按照学业成绩区分，而非依据学生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兴趣，只有成绩相对不高的学生才会被分流到职业学校，在填报大学志愿阶段高职院校也往往处于最后一个批次进行选择和录取，而且高职学生的升学路径相对狭窄，最终这些学生大多较早地进入就业市场，匹配的也多是职业地位较低的体力劳动工作。相对而言，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则拥有更多继续深造的机会，能够凭借学历获得相对较高的职业地位，工作环境、工作收入也比较可观。其结果便是，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作是居于普通教育之下的较低层次教育，成为学业成绩不佳学生的被动选择，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评价也一直不高。
而在第一批2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中，有21所高校前身是民办高职院校，多数民办高职院校长期处在公众认知场域的边缘，曝光度不足、话语权不多，短时间内人们很难真正认可职业本科教育的综合实力，社会大众往往参照既有高职发展的相关制度来理解职业本科高校的建设实践，对新出台的职业本科制度的认识和解读存在一定的延迟和局限，依然狭隘地认为职业院校最高也只存在于专科层次教育当中，而他们对本科教育的期许也本就不包含“职业”性质，便很容易对职业本科高校产生拒斥心理。
相比之下，独立学院作为20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通过共享母体高校师资等资源优势，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也逐渐受到了社会的青睐。这种办学模式在扩招初期不仅满足了一大批高中毕业生“有学上”“读本科”的教育需要，而且许多独立学院利用母体高校的品牌进行营销，使独立学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呈现出一种前途光明、资源优质的定位。这种借助于母体高校的光环开办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也与以“职业”命名、开展技能型教育的职业院校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形成了较大差异。
尽管有些优质的职业本科高校拥有高素质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技能培训实力强、行 业优势突出， 综合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绝不逊色于独立学院，但职业本科高校是新兴事物，职业本科教育的育人价值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由于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的政策属于探索类政策，其本身也隐匿着一定的执行风险，当作为目标群体之一的学生及其家庭深受既有成熟制度的综合影响，不能清楚了解到新出台的职业教育制度，也缺少有关职业教育的专业知识，导致他们对职业本科高校的发展前景一知半解，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便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和选择惯性。学生及其家庭想要尽可能实现风险最小化，也就更倾向于认可独立学院而不是职业本科高校的办学质量，这也使得独立学院转型发展为职业教育时会受到来自学校内外的各种质疑和反对，政府和高校不能充分调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参与，最终导致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的政策陷入执行阻滞的状态，无形中也再次加深了“职业本科高校比独立学院差”的负面印象。
独立学院是一种过渡式的办学模式，存在办学条件不达标、师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治理体系不健全等固有缺陷，已经不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高校依然是其实现后续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然而，如果不能引导大众清楚认识到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和政策利好，扭转职业本科高校的消极印象，职业本科高校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提高，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的合并转设进程也将困难重重。为保证转设政策的顺利执行，相关高校和政府可以能动地采取信息控制、符号动员等措施来与公众进行适当互动，做出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应对措施，进一步加强职业本科高校的印象管理，以契合大众期待的行动价值来证明自己，双管齐下来推进合并转设工作的稳步开展，从而避免类似政策阻滞情况的发生。
（一）构建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减少民意阻抗
在风险社会中政策之所以可能会产生负面舆情，根源在于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有限认知引发了恐慌和排斥，也只有确保公众掌握大量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真正根除他们对职业本科高校的错误认知，从而引导他们形成拥护合并转设政策执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为此，独立学院和相关部门在政策正式实施之前，应当明确关于资产权属、师生安置、过渡安排等相关细节事宜的合理处置办法，并在此基础上，政府和独立学院做好政策防控预案，及时进行政策的解读和沟通，并研判民众关切和社会意见走向，尽量减少极端情绪和误解出现的可能，对负面舆论进行必要回应和平息，以引导健康舆论。
结合当前独立学院合并转设政策的舆论焦点，可以从引导、沟通和澄清三个方面入手，避免或减少公众产生政策误解，从而提升职业本科高校的大众印象。其一，独立学院要引导本校学生明晰转设办法的具体条例，通过向师生员工广泛宣传转设的必要性和已有转设案例的启示，提高本校学生对转设政策的了解和认可，促进就读于独立学院的学生及其家庭内生出“我要转”的行动自觉，减轻过渡期内学生对于学籍和学位等事项的顾虑和担心，从根源上减少他们可能出现的片面认知和消极情绪，提升政策执行的内生性动力。
其二，相关宣传部门应当针对舆论建构应急预案和处置机制，做好信息公开，不断完善学校和公众之间的互动沟通渠道，及时公开转设进程，促进政策的有效传递，同时了解并协调不同受众的动机和期望，提高学生及家长对转设政策的信任度。
其三，对于不良媒体公开贬低职业教育的行径，政府和高校要及时予以澄清和谴责，纠正相关的错误言论，加强官方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良好互动，通过权威媒体在网络平台上做好政策解读和正向宣传，保证相关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及时消解民众误解，引导民众形成正确认知。
（二）修复职业教育的消极印象，提高职教学生的社会认可度
主体在意识到自身立场和处境的前提下，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控制，调节他人对自我（the self）的印象，职业本科高校和政府也可以选择建构积极的情景定义，进行补偿性自我呈现等来进行印象修复和管理。其重点在于突出职业本科高校“高等性”的本质特征，尽可能脱离偏见所赖以形成的狭隘情景，使职业本科高校的真正内涵从信息遮蔽或错误想象中显现出来，从而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人才观念。
职业本科高校的基本办学定位是以应用性、技术性为中心，面向高端产业需要，致力于培养一批具备复合型专业技能并能够适应复杂工作情境的高质量人才。基于此，职业本科高校可以开展一系列“职业技能大赛”，凸显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源的职业本科高校学生的优势，培养学生热衷劳动、勇于创新的大国工匠精神。事实上，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必须受到同样的社会尊重，才能真正打破“学历崇拜”，消减社会大众未曾意识到的偏狭或错误的思维惯性，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学历轻技能”的片面观念。
各职业本科高校和官方媒体可以加大宣传优秀毕业生在就业创业中的成功事迹，弘扬优秀学子和“双师型”教师在企业工作中体现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逐渐提升职业教育以及职教学生的认可度和美誉度。也只有从国家层面出发，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策略来改变固有的观念， 致力于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加大对有突出贡献的一线技能人才的表彰力度，从而为职业本科高校学生营造积极的就业环境，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及其家庭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促进正确理解和认知的产生。
（三）明确职业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提升办学实力
戈夫曼所提出的印象管理并非是行动者隐匿真实情况并过度营销自我的表演性行为，他认为任何情境定义都具有特定的道德属性，印象管理也并不等于纯粹将有意识的表演和美化作为欺骗大众的虚假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提升个体的真实水平并适时展现。因此，职业本科高校要想真正提高公众认可度和社会地位，归根到底还是要做到“打铁还须自身硬”的名副其实，保证展露在公众面前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并通过扎实推进内涵式发展来提升办学实力，凭借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来赢得社会声誉。作为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场所，职业本科高校肩负着为新兴产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资源和创新服务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职业本科高校不仅要与普通本科高校共存和竞争，同时也应当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体现本院校的差异个性和独特风格，面向市场需求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支撑，突出自身的品牌特色。
其一，职业本科高校必须坚持技术技能型教育的办学定位，在清楚意识到自身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类型区别的基础上，立足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实情和需要， 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和行业特色，主动服务于产业结构转型与产业链现代化，进一步增强校企之间的互信合作。
其二，区别于专科职业高校，职业本科高校具有“高等”和“本科”的层次属性，培养的是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高端、专业的技术人才，因此，职业本科高校应当继续完善“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的培养计划，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培养既掌握高端技术、能够进行复杂操作，又拥有良好品德、 扎实学识的本科层次的技术人才，并通过产学研用合作促进就业创业，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
其三，在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化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也应注意完善职业本科教育与更高学位层次的衔接，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专业学位硕士乃至专业学位博士等研究生教育相串联，构建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高层次职业教育系统，进一步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制度，打破职业教育学生发展的“天花板”，为接受职业本科教育学生提供与普通高等教育学生同等深造的机会。
